刁红军的《路上五千里》被我一口气读完了。他一个人骑单车去贵州、湖南、湖北,行程达五千多里!一路的风土人情尽收眼底,更重要的是去经历、去感受,去了解别人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普通人画地为牢、循规蹈矩的生活所无法体验到的。 曾几何时,一辆单车、一顶帐篷、一台单反相机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高配,一颗想飞的心恨不得快快长出翅膀。眼前的这些文字带着不一样的泥土的芬芳,带着大山、江河的温度,还有一颗悲悯之心,替我们呈现出一路的山水、人文画卷。让我等不花分文,不费一滴汗就可游历几千里,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流浪?为了诗和远方的召唤。2006年9月,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干旱,最高气温达40多摄氏度。顶着高温,冒着酷暑,刁哥带上摄像机、帐篷和修理自行车的工具,与他那辆“红坐骑”一起冲出了火炉般的重庆。 诗和远方固然美好,但现实却并不一定美丽。事后刁哥回忆道:“在骑车进入贵州境内后,真的好想回去!因为一个人上路的孤独,因为太累太苦!但想起出门前,璧山自行车俱乐部的朋友们可是把我当英雄一样欢送过,不能回头!绝不能啊!”刁哥想到了另一个法子“曲线救国”。开始几天晚上,他都把自行车好好地锁了放好,后来干脆不锁,如果有人偷走自行车,就理所当然的回去了。遗憾的是他这个办法一路上都未能如愿。 一次长途旅行就好似一次人生速写。把本不相关的人和事有机地串联起来,也丰富了各自的人生阅历,加深了人生的宽度。进入贵州后,沿途风光旖旎,在摄像机不断地嗨吃下素材时,脚下的路也给了自行车严峻的考验。下雨天带来的山体滑坡几次吓得他一身冷汗,三魂飞走两魂,命悬一线的感觉在不幸与幸运之间惊魂不定。 和生死一样考验人的还有饥饿。在连续爬了几十公里上山后,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山里,刁哥只好向庄稼地里的农民讨饭:“老乡,你们家有粑粑没有?拿两个给我吃!饿惨了。”一位正在忙碌的农民青年拯救了他的饥饿:“我们没有粑粑。家里有饭,你去吃饭!”青年的父亲也说道:“谁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要到饭吃。”这户农民没有因当年的减收而怠慢刁哥,而是一如既往地热情待客,即使是像刁哥一样的路人,也被他们捧为座上宾。 在湖南吉首市古丈县荒无人迹的山冈上,刁哥与他的坐骑一起,在荒郊野外与一条铁路捉起了迷藏,铁路每钻一个隧道,刁哥就得盘旋着翻越一座高山。就在他吃力地挣扎着向上翻越时,身后一列火车呼啸而来,莽莽大地仿佛就只剩下这两具爬行的活物。火车在进入隧道前竟然在群山中拉响了一声短促的汽笛,火车司机伸出左手在风中挥舞,向刁哥点赞。这是一种怎样的礼遇!难怪印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小城,我最佩服的人物是刁哥,因为他是火车向他打过招呼的人。” 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响水洞苗寨,他见到一对长得乖巧的兄妹,十来岁的哥哥和四五岁的妹妹。一身脏兮兮的兄妹俩成天在村子里瞎逛,哥哥老是欺负妹妹,时常去揭妹妹刚结疤的伤口,还抢妹妹的糖吃……刁哥意识到,贫穷落后地区的女童更是弱者中的弱者,更应该受到社会的关爱。这些都为他后来时常关注、支助失学女孩埋下了爱心种子。 在松桃县长兴堡镇大花村小,在找不到工作灵感之际,刁哥客串起了老师,他给同学们讲《蚕妇》,告诉他们:“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反映的是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每个人因为出生的地域、家庭的不同,而有着千差万别的人生。如今,刁哥还常常穿打折衣服,有时衣服破几个洞也一样照穿不误,可他每年都会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用来支助贫困的失学女童、青少年,用爱心帮助她们完成学业,做对社会有用之人。 整整三十八天,刁哥途经渝黔湘鄂四市省,骑行五千多里,体重从122斤降到了109斤。他用DV记录了975分钟的素材,这些素材被整理成了六部纪录片,其中一部获得“重庆十佳纪录片”称号。写了近十万字的行走笔记,最终分享给了我们这本《路上五千里》。 我们不断地行走,其实就是想找回自我;我们向往远方,其实远方就在自己心里;我们向往诗意的生活,其实就是想让世界充满爱。行者的诗和远方也正是我们美丽的“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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