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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四军争论到古田会议

2017-12-25 16:15| 发布者: 禾夫| 查看: 238| 评论: 0|来自: 学习时报

摘要: 核心阅读建军初期,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为了解决争论,朱德、陈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最终在毛泽东主持下,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这场党内争论得到了妥善解决,成为党史军 ...

核心阅读

建军初期,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为了解决争论,朱德、陈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最终在毛泽东主持下,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这场党内争论得到了妥善解决,成为党史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解决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一次部队军级单位的党代会,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新生人民军队的前进方向,在党史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红四军来了一位留洋生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来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四军军委(即党部)。不久,根据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代表党中央领导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工作。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主要在军队,于是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

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其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日趋严重。这是因为,红军成员主要来自农民,既包括直接参加红军的农民,也包括从旧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农民成分的官兵。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的1329名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以上,不可避免地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随着一个叫刘安恭的人的到来而集中爆发出来。

刘安恭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送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5月初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这时,前委的地方工作任务加重,于是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到职后,随即召开军委会议,规定前委不能管军队,只能管地方工作,并且以完善领导体系为名要求把“临时”两字去掉,在红四军正式恢复军委。这样一来,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红四军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关红军性质和发展方向、甚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

对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和问题,毛泽东等前委领导都有所察觉,并多次召开会议力图加以解决。

先是于1928年5月底在永定县的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毛泽东等人认为:现在红四军只有四千多人,又处在游击战争环境,和在湘赣边界割据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应再设军委,统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而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刘安恭甚至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前委“权力太集中”,以废除“家长制”为由坚持设立军委。朱德也赞成设立军委的意见。会议开了半天没有结果,因部队要行动,只得中断。过了几天,部队打下白砂,接着召开前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设不设军委的问题。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虽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并且随着这些问题扩散的范围加大,情况日趋严重。

6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大会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没有设主席台,各方代表都坐在一条条长凳上,踊跃发言,讨论十分热烈。会上,刘安恭趁机向毛泽东开火,并煽动其他人向毛泽东提出批评。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以一票之差落选,书记由陈毅当选。会议认为朱德、毛泽东对争论应负有责任,于是“各打五十大板”,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只能无组织地自由争论,结果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来,但由于毛泽东当时确实病得很重,便让他继续养病。

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

陈毅性格豪爽、光明磊落,被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大感意外,认为同志间开展批评是正常现象,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取而代之;同时感到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赶忙给中央打报告,“望中央速派人来”。根据中央来信希望“派一得力同志”去中央汇报工作,前委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出席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

陈毅到上海后,先是用一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篇书面材料,随后于8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陈毅详细回顾了红四军的建立和发展过程,陈述了红四军党内矛盾的演变,并一再表明他当不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强”。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周恩来作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一直密切关注朱毛红军的行动和发展。通过陈毅的汇报和介绍,他对朱毛红军的状况特别是当前的争论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他高度评价红四军创造的做法和经验,对毛泽东敢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表示赞赏。他指出,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李立三也参与了部分讨论,指出红四军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此基础上,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由陈毅带回,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来复职。11月,毛泽东收到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写给他的信。朱德、陈毅派部队来迎接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的病也基本好了,于是坐担架回来了。陈毅、朱德都作了自我检讨,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红四军三位主要领导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一次“永放光芒”的会议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在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军内外开展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同时领导红四军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通过与基层代表的广泛讨论交流,毛泽东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以及活生生的例子,如某大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士兵充满了怨恨空气,等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8个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前委。

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涵盖诸多方面,归结起来,主要回答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把以农民为党员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二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党的建设方面,指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肃清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决议指出必须加强组织建设,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党员的条件,包括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等。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时光荏苒,85年后,经习近平主席亲自提议,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寻根溯源,赓续血脉,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被称为“新古田会议”。古田,再一次成为开启强军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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