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世界秩序可能会出现“两极化”,这个秩序的两端,分别是中国领导经济与美国主导军事。
这是美国防务谘询机构“策略范本”(Strategic
Paradigms)CEO阿拉里(Ehsan Ahrari)在他的新书《强权对上霸权》(The Great Powers Versus the Hegemon)提出的观点。 自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有关中国崛起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影响的舆论就充斥在国际舆论界。不发达国家欢迎“北京共识”——世界并不只有“华盛顿共识”,还有其他的模式、道路可供选择,周边国家在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与发达国家一道对此充满警惕。
这就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面临的国际格局和形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习近平先后出访10次,访问了30个国家,遍及亚、非、美、欧四大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理解“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习近平强调,“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
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习近平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一个搭块车,一个搭便车,习近平精心构筑了“两廊、两带、两行、两坛”(加上稍早前建立的“中非论坛”)的“4个2”全球经济战略,突出了利益契合点与和平发展道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作为中国国家战略纳入国务院工作总体布局之中。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正在扎实有效地推进,金砖银行已落户上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于不久成立。至此,新时期中国全球经济战略布局基本完成。
中巴经济走廊构筑“中巴命运共同体” 中巴经济走廊是新时期中国全球经济战略中唯一一个双边合作经济战略。2013年5月23日,李克强访问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时提出,“做好中巴经济走廊这篇大文章,抓紧推进相关规划和建设,使这一惠及数亿人口,有巨大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的项目成为两国合作的新亮点。”谢里夫表示,巴方愿同中方扩大战略合作,“打造巴中经济走廊,更好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以交通为例,从乌鲁木齐出发经由上海抵达瓜达尔的距离为15858公里;一旦中巴经济走廊建成,这一里程可以缩减至4712公里。中巴经济走廊还将使从乌鲁木齐出发至迪拜和伦敦的距离分别可以从原来的16833公里和27436公里减至5772公里和16552公里,从而有效地节约时间和成本。
中巴经济走廊依托中巴现有的主干公路和铁路,未来实现两国公路、铁路、航空、光缆、油气管线等五位一体的对接。一方面可以扩大中巴两国的货物进出口和人员交往,促进巴国转口贸易;另一方面,能有效增加中国能源的进口路径——可以绕过传统咽喉马六甲海峡和存在主权纠纷的南中国海,把中东石油直接运抵中国西南腹地,降低对中缅油气管道的依赖。并且,中巴经济走廊的贯通,将把南亚、中亚、北非、海湾国家等通过经济、能源领域的合作紧密联合在一起,形成经济共振,强化巴基斯坦作为桥梁和纽带连接欧亚及非洲大陆的战略地位。
巴中两国成立了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联合合作委员会,启动了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相关工作,涉及的合作领域主要包括互联互通建设、经济技术合作、人文和地方交流。在远景规划合作框架下,近期重点推进中巴跨境光缆项目,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沿线产业园区建设、无线宽带技术领域的合作。
2014年4月10日,李克强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双方表示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为两国务实合作的重心,争取年底前完成经济走廊远景规划,推动落实双方商定的优先推进和早期收获项目,使经济走廊建设起好步,开好局,确保融资支持。5月5日,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奠基,作为中巴经济走廊中首个开发的项目,这个火电基地每年将为巴基斯坦提供约95亿度电量。中巴经济走廊进入建设期。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催生亚洲新格局 2013年5月20日,李克强访问印度在与印度总理辛格会谈时提出了共同倡议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设想,得到了印度总理辛格的积极响应。
印中孟缅经济走廊,就是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为发展主轴,以昆明、曼德勒、达卡、吉大港、加尔各答等经济城市和港口为主要节点,连接覆盖中国云南省及西南地区、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及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以实现促进次区域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带。
据统计,2012年,孟中印缅四国的贸易总额47282.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7%。2012年,四国出口总额23768.85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2.9%;四国进口总额23514.05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2.6%。四国之间全年内部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经贸合作的强劲趋势有力推动了四国经济合作和区域市场的形成。
2013年12月18日至19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昆明召开,四国政府高官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就经济走廊发展前景、优先合作领域和机制建设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各方签署了会议纪要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研究计划,正式建立了四国政府推进孟中印缅合作的机制。
预计到2020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次区域国际贸易额可达到5000亿美元,次区域经济体GDP平均增长率可达12%,次区域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平均增长率9%,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总需求为3243亿美元。预计到2040年,经济走廊次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需求为7600亿美元。此时,孟加拉国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中国1.3万美元,印度3300美元,缅甸1700美元。到2040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次区域经济体真正实现互联互通,建成加尔各答、达卡、曼德勒、昆明4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形成若干层次的以服务业为主,按照市场化运作的产业集群。次区域经济体经济规模占亚洲总产出15%-18%,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升级亚欧合作 2013年9月7日,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横跨亚欧大陆,绵延7000多公里,途经多个国家,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丝绸之路经济带”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从中国角度看包括以欧亚大陆桥为主的北线、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推动的客观要求。复兴丝绸之路能既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又有利于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与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丝绸之路战略”相比较,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明显的战略优势。日本经济实力下降,且日本与美国一样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互信基础动摇。美国的政治干涉为自己树立了对手,并没有因介入本地区而得到实质性的推进。
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地区,是中国西北边疆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从中亚切入,以上合组织为平台,“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吉乌公路、塔乌公路、塔境内输变电线等一批经济合作项目已经成功启动并在积极落实之中,连接本地区的能源、交通、电信等网络已初显轮廓。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了负责组织和协调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员国经贸部长会议机制,着手建立开发银行等金融合作机制,建立了技术法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信息交流的程序和机制,研究协调和完善合格评定程序的方法等,由中方牵头的国家开发银行开展授信和融资额度规模已超过500亿美元。
“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正按照习近平的设想,以综合交通通道建设展开空间,依托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和中心城市,对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插入印度洋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认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在东亚直到非洲东海岸之间一系列港口组成的海上贸易网络,东以泉州为起点,经过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等地,从唐后期到宋朝形成高度繁荣态势,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局限于于东盟,而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将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
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延拓,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抗击重大灾害中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形成了合作交流的良好局面。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以自贸区升级为标志,中国—东盟关系已进入成熟期,合作已进入快车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重要推力和载体,将从规模和内涵上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双方贸易政治关系。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中国自利与利他的结合,内含了对一个人口众多、规模巨大、形式新颖、务实高效的经贸合作关系以及社会文化交流网络的建设过程,也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成为中国外交新思想、新理念的重要试验场所,成为不同文明相互交往的重要渠道。
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联系了中国和东盟,还将带动整个世界的参与和合作,在经济、旅游等各个方面加强联系,将会成为一个飞速发展的新引擎,带给整个区域的将是和谐、多领域合作和互惠互利。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对斯里兰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斯方将同中方密切配合并积极参与相关建设,为这条海上区域经济合作走廊增光添彩。马尔代夫作为东西航道上的必经之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中起着中转站的作用。马尔代夫总统亚明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富有远见,马方完全支持并愿抓住机遇,积极参与。
金砖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动力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很大影响,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都经历了货币巨幅贬值。IMF救助不及时和力度不够使金砖国家萌发了构筑一个共同金融安全网的设想,一旦出现货币不稳定,可以借助这个资金池兑换一部分外汇来应急。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元首第五次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希望,“要把各国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积极推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外汇储备库等项目,加快各领域务实合作,夯实合作的经济社会基础,展现金砖国家内谋发展、外促合作的积极形象。”
同时,习近平向金砖国家领导人表示,“把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外汇储备库、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等列入会晤筹备重点,期待会晤在这些方面取得积极成果。”自此以后,习近平积极推动。在2013年G20峰会期间,习近平与会金砖国家领导人表示,“要加快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构建金砖国家金融安全网。”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双方还要扩大金融合作,推动双边本币互换,共同建设好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经一年7轮谈判,金砖国家各方最终就成立金砖开发银行的协议达成一致。
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两者同时成立,金砖银行初始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并由各创始成员国均摊,各成员国平均分配股权和投票权。金砖应急储备安排初始承诺互换规模1000亿美元,其中中方承诺出资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印度各18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只面向5个金砖国家,而是面向全部发展中国家,作为金砖成员国,可能会获得优先贷款权。不仅如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仅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也为金砖各国带来一种长远的战略利益。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推动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分享中国经验的好机会,与中国“走出去”战略相符合。中国输出的既是经验和技术,也是一种标准。习近平表示,金砖国家既要做世界经济稳定之锚,也要做国际和平之盾,把自身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结合起来,做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全球安全的促进者、国际安全秩序的建设者。该银行的建立将有助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升所有新兴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代表权和话语权。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成为1991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以来设立的第一个重要多边贷款机构。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认为,成立金砖银行,发展中国家辛苦赚到的积蓄可以用于更具生产性的用途,而不是推高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金砖银行在世界经济再平衡方面能够发挥有力的作用。金砖银行不仅计划扮演一个被迫切需要的角色,向迅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提供发展融资,它还意图在这一过程中向世界呈现另一种发展愿景。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助推亚洲现代化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访问印尼,在与印尼统苏西洛会谈时提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亚洲各国并不缺钱,储蓄率高,但钱都借给了发达国家使用,其中中国最典型。“中国有3万多亿美元借给外国,然而我们自己的建设项目需要很大(资金),自己没有把资金用好。这非常可惜。”如何将亚洲的高储蓄变成高投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重要任务,并且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将夯实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及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水平,可以加快亚洲国家的发展,亦可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同时,还能有效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进一步改革,补充亚洲开发银行在亚太地区的投融资与国际援助职能。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注册资本金规模暂定为1000亿美元,实缴资本比例20%,未来可增资扩股。资本金规模和各方出资比例由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磋商后最终确定。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实现私营部门的参与,更好地支持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作,宗旨是通过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中方倡导遵循开放的区域主义,欢迎有意愿的亚洲国家参与筹建,并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逐步向域外国家开放,将亚投行建设成为各国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014年7月14日,习近平在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强调,“中方欢迎印方作为创始成员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方“正在积极考虑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4年8月7日至8日,20个有意愿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的亚洲国家派代表团参加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四次多边磋商会。各方就《筹建亚投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草案终稿达成了原则共识,就创始成员国关心的亚投行关键要素,包括股权分配等深入交换了意见。按照筹建进程,参与筹建各方将在会后启动国内审批程序,并于今年秋季择机签署《备忘录》。随后还将通过进一步磋商谈判,尽快推动亚投行成立并投入运营。
中国-拉共体论坛塑造国际关系新典范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后,接着就提出了中国和拉美间是否也能建立类似机制。2011年,拉共体成立为建立中拉论坛提供了一个契机,但中拉论坛取得实质性进展还是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借助每一次会晤,习近平广泛地和拉美国家首脑商谈建立论坛的事情,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如拉丁美洲地区仍有不少国家与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有力有效地推进了中拉论坛的筹备。
“中拉合作论坛”是中国对拉美的大胆战略,是西半球以外的一个大国与整个拉美地区建立的合作平台。“同呼吸,共命运,”中拉人口加起来近20亿,两者GDP规模相加接近美国,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预示着国际新秩序的嬗变。中方通过构建“战略伙伴”的方式,着重加强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以及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与众多小国打交道太耗心力,它们最好能够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交往整体”。同时,中国的商业力量加速进入拉美,并以拉美各国能够接受的方式增加中国在拉美的现实存在,进而逐步使得中国成为拉美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参与方。
2014年7月17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双方共同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方倡议的“1+3+6”合作新框架:“一个规划”《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发动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三大引擎”;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这“六大领域”合作为重点,用自己的诚意与实实在在的行动证明,中方充分考虑到了拉美国家的需求,结果只会是双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拉美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构建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望成为南南合作的新典范。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将有力提升双方的国际地位,提高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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