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堡垒铜元局

 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中，铜元局作为当时陪都最重要的枪弹生产基地，为中国的八年抗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座坚固的堡垒，为前线抗日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杀敌的子弹；正如百年老厂长江电工厂《长江赋》中所描述：“‘七七’事变，倭寇入侵。国难当头，更名为廿工厂。集神州精英，并入内迁数厂。制造军火歼敌顽，抗强暴；数千员工同仇敌忾，卸夷蛮。血与火中经受考验。八年抗战，胜利丰碑，铭刻员工卓越贡献。”

重庆自1926年6月至国民政府统一四川，一直为四川军阀刘湘所盘踞，这使得重庆相对于四川其他历经战乱，数易其主的城市，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刘湘为了扩充军工实力，于1930年，造币之外，铜元局开发了第二种大业务——造子弹，成为驻军刘湘第21军子弹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坐落于重庆南岸的铜元局，于当年8月6日经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派员接收，易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工厂，承担了全力赶制枪弹以供前方作战的重任。
    为了保存军事实力，国民政府决定将长江中下游沿岸的兵工厂全部迁往当时的陪都重庆，从1938年到1941年期间，先后由卢作孚先生创办的民生公司的轮船从长江水路由下而上安排将南京金陵兵工厂等数个工厂全部迁入。南京金陵兵工厂除枪弹生产设备并入二十工厂外，其它生产设备及人员全部迁至江北刘家台，改名为二十一工厂（即现在的长安公司）。二十工厂增添新生力量后，先后六次征地120余万平方米，新建各种厂房500余间，厂区形成了铜元局老厂区和新增的广东山至滴水岩两大版块（疏散厂区），工厂员工也由以前的1000余人增加到5000多人。主要产品生产枪弹，还有甲雷、铜片。

生产规模扩大后，二十工厂纳入了军事管制。1939年军政部发出布告：“查抗战期间，该（兵工）署各工厂任务甚重，为严密防范计，着按照本部前颁之工人待遇暂行规则之规定，确定工人身份，一律视为陆军军人，一切行动均以军法管理”。因此，工厂的所有职工都按部队编制授予了军衔。由于工厂规模大，生产抗战武器，且管理正规，待遇合理，致使大量人员蜂涌而至，要求进入工厂。军工厂的工人需要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生产枪弹为前方生产军备，选择工人必须身体强健，因此，二十工厂招工很严，主要考体力，当时工厂从主要枪弹生产厂英厂（英进设备）、德厂（德进设备）至行政办公处大花厅有一48级的陡石梯，应试人员要挑着200余斤的铅块从石梯的第一级向上攀登抵达顶部48级后，才视为合格。

若将摄影镜头拉回到那抗日烽火连天的年代，在铜元局48梯下，可见成百上千的热血男儿为了谋生，也为了为抗战前线出一份力，排着长队依次进行繁重的体力测试，虽然有的人心生畏惧，虽然有的人挑着200斤的铅块在攀登途中倒下，甚至累得吐血，但很多精壮汉子，仍坚持咬牙完成了考试，被合格录用，成为抗战后方军工生产的一员。

抗战期间，二十兵工厂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抗战前设备430部，1945年达1131部，是战前两倍多，员工人数也由1000人增加到5000余人。1937年铜元局全年生产各类枪弹791.5万发，到1945年每月可生产枪弹1070万发，全年产量可达战前产量十余倍。每年有1亿多发仇恨的子弹运往抗战前线，这对侵华日寇是巨大震慑，也是对重庆大后方一个极大的安慰和保障。
    抗战期间的二十兵工厂，为了战时保密国民政府对外称为“川益公司”。日军大轰炸重庆，铜元局是日军飞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为了保证安全生产，使军火顺利输送到前线，二十工厂从1941年开始，便开始修建山洞厂房，先后修建山洞厂房16座，面积达3000多平米，重要产品设备及自备发电设备均安装洞内。工厂专设了一个高射机枪连，后增加数门高射炮布防在厂区制高点双峰山顶上，使日机不敢轻易飞临工厂上空，更不敢贸然轰炸工厂。工厂还设有防空服务队，专门组织职工家属防空疏散，厂区内建有20余处防空洞，可容纳4000余人，空袭警报拉响后，防空洞首先保证职工及家属进洞避难，有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安排附近居民避难。
    1940年6月26日，工厂疏散区厂房和民房及运输产品、原材料的船只被日军炮弹打中，造成部分厂房设备及运货木船被毁，人员死伤多人，其中一枚炮弹落在当时工厂医院的山坡上，将山坡炸成一个几十米直径的大坑。事后工厂将大坑清理后，在此建了一个几亩地的鱼塘，所养之鱼也作为一种福利分发到子弹生产工序的工人手中。尽管如此，由于防空设施较市区完善，特别是防低空轰炸的防卫措施得当，使工厂在抗战期间并未遭受到大的损失，即使在重庆闻名的“5.3”、“5.4”大轰炸惨案期间，二十工厂均未发生致使军民死伤惨烈的事件，子弹的连续生产也没有中断过。
    从1937年9月1日开工生产军火，10月1日起工厂开展“双工”生产（即白天黑夜均开工）赶制枪弹，抗战历经八年来，二十兵工厂全体员工冒着日机频繁轰炸的危险，克服战争时期物资匮乏的困难，使枪弹生产产量日益增加。尤其是子弹和炸药，产量、质量在重庆均名列前茅，而且当时工厂的声誉，也随着源源输出的军火，在前方战场上被广为赞誉。曾任长江电工厂厂长、党委书记梅松在抗战期间是二十兵工厂的学徒工，他说：“接受军品子弹的长官说，子弹送上前线后，战士们用刺刀将白铁皮弹箱刷地划开，一看是20厂的子弹，都要击掌欢呼，因为我们厂的子弹打起来不卡壳。这消息对我们工人是很大的鼓舞！”

1941年厂内在沿江（疏散区）修建连接各防空山洞的沿江战备公路，其中修建了一座高20余米的水泥浇铸的公路桥，取名为“迎胜桥”，即迎接抗战胜之意，此桥如一座精神堡垒，鼓舞着铜元局20兵工厂全体员工的士气，彰显了全体员工的抗战必胜决心。此桥于1942年底建成，成为厂区通往沿江各山洞车间、成品库房的必经之桥。迎胜桥一直保留至2001年后厂区土地置换时撤除。

此时，我翻阅着那些铜元局、英厂、德厂、大花厅、迎胜桥等发黄的老照片，查看着那些已经久远的历史档案，整理着大脑中那些碎片般的零散记忆，想起我曾经在长江电工厂（原20兵工厂）工作的日日夜夜，我作为一名曾经为新中国国防建设效力的兵工战士而倍感自信和自豪。今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我觉得在此之前写作此文，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