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青春记忆

转眼间，随着工厂的搬迁离开三线已近二十年。今年高温假期，我和丈夫决定带着儿子重返老厂。得知我们的安排，年迈的父母特地赶来，渴盼中带着遗憾，身体欠佳的父母虽想与我们同行，但已难遂愿。临行前，父母一再叮嘱“多拍些照片回来”，他们心中依然牵挂着那里的一切。

站在曾经工作、生活过的那片热土，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我不停的按动着相机快门，将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幕幕定格在我的镜头里，这是带给行动不便的父母最珍贵的礼物，更是几代三线人献了青春献子孙的青春见证！

90后的儿子听着我动情的讲述，也被曾经的我们感动着。时间倒退，仿佛又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三线，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业余文化生活贫乏。为了寻求更多的资金开展活动，当时任团总支书记的我在组织团员青年收废报纸、捡废钢铁创收的同时，想到了刻印电视报。

那时的电视节目不多，厂里订电视报的家庭寥寥无几。我们每周骑车到离厂区8公里远的南川县城购买《重庆电视报》，回来后我便抓紧时间将中央一、二台和重庆台的电视节目用蜡纸誊刻好。由于买不到《四川电视报》，厂里又有四川台的转播，每周五的晚上我便早早准备好纸笔坐在电视机前等着四川台“下周节目预告”的播出。这边我还未誊刻好，那边早已有人调好油墨等待油印。从开始时的刻印一张蜡纸到二张，从每份5分钱到后来的1毛钱，我们的电视报供不应求，厂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家庭都有我们的报纸，甚至惠及到周边的农村。虽然辛苦忙碌，但每个人都享受着“创业”带来的自豪和喜悦。春游、参观、联欢会、篮球赛……我们没有向厂里要一分钱，却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1995年春节过后，刚生完孩子不久的我有幸成为厂电视台的播音员。当时所谓的电视台，只有我和一名摄像的男同志。说是播音员其实是采、编、播什么都干。电视台刚刚购进了一台做节目用的字幕机，大家都不会用。厂里送我到重庆销售字幕机的厂家学习了一个星期后，我便捧着说明书囫囵吞枣的开始操作了。

90年代的三线厂，人们最热衷的就是电视点歌，10块钱一首，哪家老人过寿、哪家孩子满月、哪对小夫妻结婚……几乎都要点上几首。这可难为了刚刚学会打字的我。有时点的歌加起来二三十首，我的打字速度极慢，字幕弄好后还得进行非编制作、编辑，二三十首歌一弄就是几个小时。最要命的是制作室在厂里，播出室却在家属区，经常是带子还未编完，播出时间就到了，一晚上的节目常常分几盘带子掐着播出时间分开送。为了节目的连贯，我常常拿着刚刚从编辑机里取出的热乎乎的带子，快速骑车从厂里直奔家属区，一口气爬上五楼的播出室，然后又折回厂里和同事一起继续编辑，再送带，直到节目全部编辑完成。加班成了家常便饭，儿子小，晚上经常对着电视要妈妈。

记得一次由于带子没有及时送到，播出的师傅放完歌曲之后没有将带子及时退出，竟将我们平时的工作带播了出去。第二天上班路上，一位不认识的职工好奇的问我：你昨天晚上怎么了，一会儿说错了重来，一会儿又喝水、讲话，囧得我只有傻笑。

之前厂里只有中央一二台、四川台、重庆台四个频道，突然有了一个自己的电视台，看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如演电影般出现在屏幕上，节目的收视率竟然常常比中央台还高，走到哪里几乎都有人能喊出我的名字，虽然忙碌而辛苦，但在我小小的虚荣心里却总是荡漾着自豪和满足。

为了给儿子送奶方便，我买了一辆红色的“菊花”牌女式自行车，这也成为我和摄像师外出采访时唯一的交通工具。由于利用率高，自行车轮胎常常被铁屑扎破。每天采访、写稿、编辑……工作充实而快乐。

有两次回到老厂区，相识、不相识的人们都对我诉说着对庆岩电视台的热爱和怀念。每当此时，心中便有一股暖流涌起。一方小小的银屏凝聚了多少三线人的青春记忆，那段难以忘怀的青葱岁月已经成为许多三线人一生中最美好、最珍贵的回忆。

眼前，当年亲手种下的那一排排泡桐树、青年突击队冒雨修补的那段盘山公路、费尽千辛万苦建立的青年之家、举着团旗登上的那座山峰、已经破旧的黑板报……相机的存储卡已经爆满，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无尽的回忆和感动，每一寸土地都记录着我们的成长，见证着我们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归程，曾经的三线在泪眼朦胧中渐行渐远，脑海中想象着父母看到相片时的惊喜和激动。是啊，虽然岁月已将青丝染成了华发，但在三线生活和工作的那段青葱岁月已植入血液，令我刻骨铭心，成为永不褪色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