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记忆

刚过元旦，女儿、女婿就打来电话：“祝福爸爸妈妈新年快乐，健康幸福!”同时询问并征求我们做父母的意见：“今年到哪儿过年”？此时我忽然意识到，很快就要过年了。

过了腊月，人们逢节过年的心，渐渐就醒了。从平时的繁忙里，从朝九晚五的麻木里，自觉的醒来。元旦，虽也是新年，但仿佛那是机关单位、团体组织的新年，不是民间的、亦非个人的。百姓真正的新年只有一个，那就是春节。尽管如今城市里的许多人开始极力推崇西方的圣诞节，却没有哪一个中国人能拒绝春节，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民俗文化遗产。

要过年了，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蓦然回首，从自己孩提到退休步入老年关于过年的记忆，依然清晰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就像一幅年画，欢喜的色彩，每每翻阅，都充满了过年的喜悦与美好的回忆。人生就是在过年中更换着自己的生活。但不管怎样，过年，在我的记忆中却永远是那么美好！

我是一个“50后”，出生在解放初期，生活非常艰苦。在我很小的时候，最大的快乐和喜事莫过于要数过年了。有民谚云“大人盼插田，小孩盼过年”。小时候之所以向往过年，是因为过年有一年中最丰盛的年饭之享。再怎么困难，大年三十和初一，也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和几片肉，甚至还能穿上新衣裳。在我的记忆力，小时候，家里很穷，我家由于父母体弱多病不能干重体力活，家里人多老少，因而每年成为全村最大的“缺粮（钱）户”。每到春节，都是由大队和生产队照顾5斤肉、30斤稻谷，有时还有1件救济棉衣或1床救济棉被，帮助我家度过春节。尽管如此，我母亲精打细算，用平时舍不得吃积攒下来的油，炸点薯条伴面粉，到小溪或稻田里捉些小鱼和泥鳅，想尽办法多做几个菜，尽可能把年饭安排的“丰盛”点，让我们全家尽情享用。好在当时穷富较均，两极分化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童年的生活虽然艰苦，年年难过年年过，但也没有太多的不快、不平或失落，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1974年，我应征入伍，这以后的过年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当时实行供给制，物质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但地方政府拥军优属，每到春节都要拨一批肉禽蛋鱼等物资给部队，加之连队平时自己种菜、喂猪，过年物资丰富，春节生活按照当时的水平已是相当不错，相比小时候家里过年，简直是“共产主义生活”。只是自己服役于野战部队，越是节假日越要担任战备执勤任务，而且“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思乡之情和保家卫国的责任感，伴随我度过了14个春节。可以说，整个青年时代的“年”都是在部队度过的。每逢春节，既有部队大家庭的欢乐，更有一种保家卫国的责任，，不仅自己要过年，更要保卫全国人民过好年。自然也就没有了童年过年时的那种童趣与自由自在，可谓是苦中有乐，无怨无悔。

转业了，回到了家乡，卸甲归田，叶落归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随着岁月的流失，转眼自己已步入花甲之年进入退休工人行列。这些年来，国家经过改革开放，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餐餐有肉吃，天天像过年。生活好了，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节激情已退，过年意识淡薄。由小时候盼过年到现在怕过年。因为每过一年，感觉自己就又老了一岁。这倒不是因为自己怕死，而是因为如今生活在这美好的新时代实在是幸福，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生命的诱惑太大。真想多活几年长命百岁，多过几个“年”，好好享受全面实现小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还真想过年，还真盼过年，因为过年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