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养媳到女战士
——讲述亲历的抗日战争故事
我1929年底出生在山西洪洞一个商人家庭，在家排行老三，有一哥哥、一姐姐，还有一弟弟。因有两个男孩两个女孩，我的家庭倒没有什么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我很小的时候住在县城里，家中条件还可以，我的父亲那时做点小买卖，经营棉花，开一小布店。后来，父亲的棉花铺子遭受火灾，家里衰败了。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1944年鬼子进入洪洞县，周围百姓从此生活在兵荒马乱中。当时日军的进攻往往是以飞机轰炸为先导，我曾亲眼目睹日军飞机投掷的炸弹将一位在自家院落中的妇女活活炸死。日军入侵后类似这种惨剧屡屡发生，也促使我家下决心转移到农村，逃难到40里外的姑姑家。 逃难中，全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天天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吃的，就会饿死，就得想办法。妈妈给地主人家干点活，乞讨点吃的。哥哥给地主家当长工。弟弟小我六岁，太小不能干活。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就跟着母亲给地主家摘棉花，我和哥哥向地主家送棉花。有一次地主家的狗“汪”的一下子扑上来，把我们吓得一下子摔磕在地角了，那狗的嘴就趴在我的脖子后，想想就后怕。我头部有个疤，就是当时磕在地角处留下的。那时候日子过得非常惨。 我家逃难中，曾到一个董庄村，在那里我学会了纺线。为了帮助家里生计，我不分昼夜，夜晚在油灯下或月光下纺，有时一天能纺一斤线，纺出来的线拿到集市上卖，换钱、换棉花度日。后来我的这项技能，在参加革命后的劳动纺线比赛中获二等奖，太岳军区在报纸上还进行了表扬。 在日子过得非常苦的时候，我父母为了让全家都能活下去，给我订了婚，其实是用三担六斗麦子让我给人家当童养媳。当时我才十四岁，在人家，我每天早晨起来得给老太太、老爷子倒尿盆子，白天做饭伺候全家，晚上给人家做馒头，因灶台高，那时我个子比较矮，脚底下需垫几块砖头才能揉面。当童养媳的日子真不好过！当时真想一死了之，那家院子里有个井，有一天正想跳的时候，正好他家的一个长工看见了，问我“你在井上干什么呢，小姑娘？”想着父母和弟妹们，我支吾着离开了，没有跳成。当时要是跳井死了，也就没有后来和现在了。想着家里也是苦得实在没有办法，才让我给人家当童养媳的，要不然谁的父母舍得啊？ 后来，哥哥崔广钦首先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从队伍上给家里来信，给我出主意说“赶快参军吧，赶快当八路军去吧，赶快到学校去吧”，并要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也参加革命。因父亲当时在边区政府做文书，思想觉悟提高了，家庭也有了较浓的进步氛围，很支持我们。就这样全家几个兄弟姐妹先后参加了革命。姐姐在抗日区政府里办事，弟弟在老家的县里工作，追求进步，也很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受哥哥影响和家庭鼓舞，正好太岳抗大分校招生，就准备到学校去参加八路军。我当童养媳的人家当然不愿意，多次到我家纠缠，并到边区县政府告我家，让我们还三担六斗麦子。姐姐那时候参加革命就在抗日政府工作，懂政策，姐姐说“现在是解放区新政府新社会，妇女解放了，不允许买卖婚姻，你们还敢来问我们要人？”后来，他们家就不敢再纠缠了。在咱们解放区，反对买卖婚姻，这可把我彻底解放了，我得感谢中国共产党！ 1945年4月加入到抗大分校后，我那时十五岁。当时太岳抗大分校设在山西四岷县，在山里面，我就在那里上学。一边学文化、学算术，一边学政治、学习军事技能。 县抗日政府是日本鬼子扫荡的目标，每次扫荡都光临。虽说抗日县政府有点武装，但没有多少人。鬼子人数多、武器好、粮食充足，有的还骑着洋马。那时候，我们不能和日本鬼子硬拼。鬼子来扫荡，我们就转移，有时钻到深山洞里，等着鬼子走了才出来。 由于日军经常扫荡，而且鬼子也非常狡猾，有时白天来，有时却选择夜里突袭。我和同学们白天学习，夜里就都躲进山洞，山顶有日军岗哨，山间还有野兽出没。 由于日军扫荡时间不定，一次我的一个男同学出村，不巧正好遇到日军，被当头一刀劈死牺牲了，鬼子残忍极了。有一次转移途中，晚上我随老乡走夜路，路上发现老乡家的毛驴不对劲，感觉被什么动物撕咬而痛苦不堪，再往后一看是一只狗，我以为是老乡家的狗，结果老乡说没带狗，原来是一条狼，大家齐心协力才把那条狼打跑，当时都吓了一跳。 那时候，转移是经常性的事，但大多是在半夜进行，为了不让鬼子发现，转移中，大家纷纷往脸上涂黑炭，并有统一口令和暗号。 我在校期间的转移，有几次与日军几近遭遇。一次晚上转移中，需要过河，河水又深又急，鬼子正骑着马奔我们搜索而来，由于大家比较着急，一不留神我掉到水里，不过万幸的是，同船的同学迅速将我救上了河岸。再有一次，鬼子来的突然，我还穿着制服、别着钢笔，来不及换服装，便躲到老乡的房顶上，鬼子挨家挨户搜查，幸运的是，机智勇敢的老乡骗走了鬼子，救了我一命，我爬下来时满身都是土灰，想起来这是党深入发动群众的成效，我们得到老百姓拥护，老百姓才会救我们。还有一次最惊险的，我们来不及转移，情急之下，躲在麦垛里，我感觉到鬼子用刺刀捅刺麦垛，当时害怕极了，但鬼子最终没有发现我，当时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太岳抗大分校是党培养政工和军事干部的，既有思想教育，还要练兵练枪。思想教育就是给我们讲日本鬼子为什么会侵略中国，讲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的罪行。我们天天都出操，有时真枪实弹地练习打枪。我们还学会了自制石头地雷。我们制造的地雷，埋在铁路边，还炸死过不少鬼子。 后来，我和同学们这一批热血青年即奔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一部分被分配到了太岳军区，另一部分被分配到太岳区行政干部学校。我被分配到学校，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反奸清算土改工作队”下基层到山西曲沃。由于敌特、坏分子破坏，工作队工作也很艰苦、危险，但最终我们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土改政策，将土地、粮食公平地分配到农民手中，赢得了老百姓的心。土改工作从政治上、民生上讲都是成功的！在1946年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作为一个有着近7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为有一个坚定而纯洁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八年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的家人也付出了很大牺牲，全家7口人伤亡。我的哥哥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上了连长，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夕，在解放山东日照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与日本鬼子打到了白刃战拼刺刀，最后英勇牺牲，现在日照县解放纪念碑上有我哥哥光荣的名字。弟弟在抗战期间也被日本人弄断了一条腿。我的老伴贺振国，当年百团大战中，指挥一个营与日军作战，在缴获一个日军少将公文包（该公文包2002年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后突围中不幸胳膊负了重伤，但因流血过多和医疗条件有限，虽经转移至后方医院抢救保住了生命，但成了二等残疾。老伴的姐姐、姐夫及两个孩子都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们一家人，我们这一代人都痛恨日本鬼子！永远不忘这国难家仇! 我感谢党，现在的妇女都翻身了，当年的那些妇女根本就没地位，特别可怜。我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个女战士、党的女干部，我是幸运的，是共产党解放了我，给了我新的生活，我永远感谢共产党！全国解放后，我最喜欢的节日有两个，一个是“七一”党的生日，另一个就是“三八”妇女节了。 我经历过苦难和困难时期，对现在的生活我感到很幸福、很满意。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战胜了两次癌症病魔的侵袭和三次脑梗的干扰。儿女和孙辈们都很孝顺，组织上对我照顾得很好、很到位，我感到很快活。我人虽然离休了，但思想不能跟不上，我每天看新闻联播，按时交纳党费，为社区党建工作做点贡献，紧跟时代的步伐。是党给了我一切，我一辈子感谢中国共产党！ （崔文芳，女，汉族，山西洪洞人，1929年12月出生，1945年4月参加革命，1946年2月入党，是抗日军政大学太岳分校第16期学员。1983年12月离休。2009年经批准享受副司局级医疗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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