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依旧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历史

那段历史，离我们可以说已经很远很远了，40多年的时间了……

但我依然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指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举国动荡，一片混乱，全国所有的大中专及中学停学停招，形势尤其是就业形象十分严峻。至１９６８年全国积压在校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高达１０００万以上，其中需要安置的城镇毕业生就有近６００万。面对如此巨大的就业人群，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即提出必坚持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当年１０月，县里一家国营农场中学的１８名老三届初中毕业生首先响应党的号召，下到了本区的乐歌公社落户。这也是我们这个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

转眼间到了１９７４年，全国知青政策开始进行调整。８月省及地区先后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过去上山下乡“一刀切”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决定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同时还决定，今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改为以建立知青场（队）为主，试办集体所有制的农场和林场等。这些农场采取由企业、单位出资，社队出地的办法，在生产队建立知识青年安置点。这种厂社挂钩、户口到队、劳动在场的安置形式，可以说在当时较好地解决了支援三线建设而落户于县境内的军工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问题。

我记得，１９７５年３月下旬，县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县里上山下乡运动，先后有五家厂矿与本县的九甲公社、羊昌公社、马场公社、乐歌公社等挂钩试办集体所有制农场。各单位均派出带队干部，与公社方一起，共同管理知青场队。

我所在的工厂地处于本区江津山后，由于地理条件限制，交通不便，职工及家属生活较为艰苦，工厂便开始自力更生，组建各种性质的服务机构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其基本目的是更好的为广大职工服务。1973年3月，经坝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五七办”，下设五七农场。农场土地较为宽阔，占地490亩，背靠与红枫湖相连的麻线河，耕作条件也比较理想，有拖拉机１台，退役军马两匹，农具基本配齐，在当时也算是基本条件比较好的场点了。

１９７５年５月，工厂首批９５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五七农场安置点，点挂靠名为本区乐歌公社王家院大队第十一生产队（即知青农场）。另有省国防工办有三人，共计98人。这98人又划分为八个生产作业组、一个后勤组和一个蔬菜组。从而也就建起了工厂的知青点。１９７６年12月，第二批厂子弟学校初中毕业生人到知青农场落户，计有12人，其中外面转入4人，一同被分配到各生产组。１９７７年10月，第三批厂子弟学校高中毕业生15人到知青农场落户，加上由外厂转入插队1人，共16人。１９７８年10月，第四批厂高中毕业生10人到知青农场落户。我就是这批知青一员，也是工厂最后一批到知青农场落户的知青。

1978年的１０月至１２月，“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召开，历时４０天，同年１２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进一步放宽了知青政策，放宽了留城政策，缩小了下乡范围，改变了安置方式，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今后将逐步减少下乡人数的方针。

从１９７5年5月起，在此期间下乡的高峰知青农场的知青，在乡下待的时间都不长，最多的也就三年有余，即相继被所属企业招工入厂；还有一些人在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的首次高考、中考和技校招生中陆陆续续走出知青农场。

从1975年起到1978年，厂带队干部先后有原工厂老领导曾兆祥、王毅等近20人参与了知青农场的管理。

１９７９年２月，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劳动工作会议”在省城召开，落实“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会后，省委转发了《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城市广开门路，统筹安排知青，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要在今年内通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招工，使他们能够有固定收入。”

同年的４月，县知识青年、劳动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根据中发和省发文件规定，从１９７９年起，县里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重点转入做好在乡知青的思想工作，城乡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在乡知识青年，清理和管好知青经费和财产。至此，知青农场再没有知识青年到点安置。

从1975年5月份动员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农场共安置本厂及外来的知青共计140多人，１９８０年７月随着最后一批知青农场知识青年抽调回厂，历时５年的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