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那些事儿

小时候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那种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满怀期待、惠及他人的慷慨，至今也不曾忘怀。而在搬迁之前的几十年里，住房成了许多职工挥之不去的“心病”。作为普通老百姓，往往更关注的是自身所处的境况，更在乎的是自身现状的改变。

工厂搬迁彭州之后，绝大多数职工以及公司退休人员都拥有了自己心仪的房产，居住条件得到了大改观，不仅如此，一些职工近些年来还把积攒的闲钱投资到了房产，相继在彭州本地以及周边购买了第二套、第三套住房。资金不够宽裕的，也把住房公积金的作用调动起来，通过按揭方式获得了第二套住房的权属。

搬迁十年来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十年以前的南溪山沟，关于住房的话题，总有一肚子苦水，说不尽、倒不完。即使到了今天，只要回想起来，也不免感慨再三、唏嘘不已——

1884年夏天，面对高中老师的热情引荐，面对军工企业的神秘诱惑，大学毕业的我来到了国营长庆机器厂，住进了招待所。当时，尊重知识风气正浓，尊重人才成为常态，用“天之骄子”“稀缺资源”来形容大中专毕业生，一点都不为过。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工矿企业求贤若渴却往往踏破铁鞋无觅处，申请的用人指标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千方百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便成为许多单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举措。长庆厂也不例外，单独把第四栋单工宿舍倒腾出来，粉刷一新后，专门配置了桌椅、台灯、书柜、衣橱、煤油炉等学习、生活设施。之后，按照大专以上毕业生两人一间、中专毕业生三人一间的方案，对当年以及之前在恢复高考制度后毕业分配进厂的大中专生进行了安置。

因为刚踏上工作岗位，又得到了工厂的如此厚待，那个时候的我们，可谓受宠若惊、幸福满满。那时，“军民结合”旗帜高扬，“三军三民”势头正健，进驻第四栋单工宿舍的我们，献身国防的远大抱负、干事创业的满腔热情，仿佛瞬间被点燃。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之后，我们恋爱了，我们成家了，我们却没有安家的地方。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企业因为“保军转民”行动迅速且卓有成效，赢得了“军民结合之花”的美誉。企业快速发展势必导致人力资源需求扩张，大批招兵买马势必导致职工住房供不应求。一时间，结婚成家的年轻人排队分房便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尽管工厂采取了许多办法，诸如调整住房类别和分配政策以提高入住标准和限制随意分户，有针对性地修建中小户型住房，把建厂初期施工单位留下的临时住房纳入统一管理和分配，将厂区外的办公用房和单工宿舍改造为职工住房等等，许多领了婚姻证明的年轻人还是因为没有分到住房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婚期。

1988年4月，我们办理了结婚手续，却因为没有分到住房，依然过着牛郎织女、咫尺天涯的生活。单工宿舍管理员是一位个子高挑、身材精瘦的中年妇女，嗓门很大、心却很细。对我们的住房问题，她一直记挂于心、付诸于行，让我们一直心存感念。知道我们都是分配进厂的，地皮没踩熟，人不识几个，也了解知识分子的臭毛病，有难不启齿，怕有辱斯文，她积极为我们打探住房信息、提供住房“情报”。得知单工宿舍第一栋有一户人家马上搬走，便“怂恿”我们抓紧搬进去，来个先斩后奏，之后再去补办住房分配手续不迟，想必房管部门也会做个顺水人情。不曾想小事一桩却乱了章法，让房管部门的头头脑脑大为光火，批评一顿之后，来了个折中的办法：住进去了就临时住着，分到住房了马上搬走！

或者这一步棋也加快了房管部门解决本人住房问题的步伐，当年底，我们终于拿到了3村20栋308号住房的钥匙。

3村20栋位于幼儿园背后的斜坡上，与前面的18、19栋并排，为建厂初期施工单位的临时住房（后改称小户），都是一楼一底，上下各十套，每套由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组成，使用面积约莫15平米。既然是临时住房，面积有限自不必说，设计施工也不规范、不标准，比如净空高度，也就二米六左右，连吊扇都不敢装，深怕发生叶片伤人的安全事故。好在我们属于小巧玲珑型，块头都不大，个子也不高，加之当时一房难求，也就没必要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了。

如何将有限的面积和空间的使用到极致？我们可是费劲了心机，绞尽了脑汁。《我只为她开了一次路灯》一文，对此有所交代：“欣喜之余，我们也效仿早前入住的左邻右舍的做法，找来砖头和预制板，请来泥工木匠，在门外的阶沿上搭建了灶台和水槽。灶台下面的空间，用于置放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之类，为了防盗起见，还安上了门锁。至于原来的厨房，也就改变了性质和用途，成为电冰箱、洗衣机之类的栖身之所”。

之后，随着小孩的呱呱坠地和不断成长，这一住房更显局促，用邻居的话说，就连夫妻间的那点儿事也跟做贼似的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好在人多点子多。因为我们住的是底楼，房前是三五米宽的坝子。聚在坝子里海侃神聊，成为了夏夜纳凉的一道风景。一次闲聊中，不知是谁打起了那块坝子的主意，提出了“搭偏偏儿”（四川方言，指靠着原住房的墙体搭成简易的房子或帐篷，墙体砖石竹木不论，屋面多为石棉瓦或牛毛毡）的“构想”。话音刚落，议论四起。尽管大家心底里很是赞同，来自房管、修建、消防等部门的条条框框还是让各种担心和惧怕一时占了上风。好在有那么几个哥们儿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慷慨和担当，主动去找有关部门软磨硬泡，让有关部门从一开始的坚决反对，到后来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到后来的主动进行技术指导和安全把关。短短半个来月时间，每户花了千儿八百，这一“构想”便成为了现实。

本来，因为我们是大中专生组建的家庭，加之结婚后三五年我便走上了中层领导岗位，在当时的住房分配上，工厂是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的。而在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国家实施三线调迁政策，工厂一些资深的知识分子也深感企业所处环境的种种不利因素，力促工厂借机搬出山沟。工厂领导班子顺应时代潮流，倾听群众呼声，在多地考察调研基础上最终做出了调迁彭县的决策。可惜的是，因为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又因为没能挤进国家三线调迁“笼子”，工厂便陷入了原址修房不成、调迁一时无望的两难境地。为缓解住房矛盾，工厂住房调整持续不断，几乎每隔三五天就能看到职工搬家的景象。其间，房管部门也多次表达了为我们调整住房的愿望，特别是在“976”工程激战犹酣的时候，工厂要求机关后勤部门深入基层排忧解难，房管部门领导为解决本人的住房问题，一个不拉约见本人，神秘莫测，单独谈话，慷慨许诺，让我感动得不行。只不过不知何故，许诺最终都化作了泡影。

直到1999年秋，经过断断续续施工的1村40栋竣工，我们迎来了又一次的乔迁之喜。

1村40栋是工厂在老厂建设的最后一栋住房，位于一村旱冰场一侧，两个单元，六楼一底，共52户（其中楼底4户，楼上每层8户）。久而久之，人们淡忘了栋号，往往以“52户”称之。52户是永力机械厂根据工厂要求，用工厂支付永力机械厂的欠费建成的，重点解决永力机械厂职工住房困难，同时安排部分房源作为解决工厂技术、管理岗位人员和老职工住房困难之用，纳入工厂统一管理和分配。工厂确定政工系统指标2户，我和另外一名党支部书记有幸得以分享。

52户为中户，其内部结构，和华庆小区的A户型如出一辙：一厅一卧一阳台，另有厨房和卫生间，使用面积约莫30平米。因为对居住的小户进行了扩建，所以现在的中户的使用面积并不比原来的小户多多少。我把工厂将为我们解决住房的消息告诉妻子，在职工医院上班的她却不温不热、犹豫不决，认为搬一次家费神费力，新的住房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上班的路程反而陡增了数倍。而对于我来说，总觉得从小户到中户是工厂政策对我们的优待，是改善我们住房条件的一次跨越，我们不能不感恩、不领情，何况我们上班虽然远了、小孩上学不就近了？

按照严苛的程序办法，我们选中了第988号住房。该房背靠水池山，在一单元第三层楼，有些背阴，却无暴晒。钥匙到手后，我们进行了简单的装修，添置了必要的家具。装修的重点，当然放在了阳台。丈量之后精打细算，发现阳台有5平米多，完全可以摆上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书桌。铝合金推拉窗，落地式窗帘，加上支撑在外的遮雨棚，一应下来，几千元的投资，阳台的功能彻底改变，俨然成了一间书房兼卧室，小孩学习和休息因此有了相对独立的空间。为此，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孩还写过一篇关于“家”的作文，其中一段话不乏满足感和幸福感。他说他不仅一个人拥有一间卧室，而且居住面积超过了父母，因为父母的卧室仅有8平米，平均下来才4平米。对物质生活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小小年纪、尚在童蒙的他却有如此心态，该是难能可贵和终身受用的。难怪老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优”，我们看了，却不免苦苦一笑。

从一座山的半山腰到另一座山的半山腰，搬家非大动干戈不行，而我们却不敢惊扰邻居。搬家那天，之前找好的一辆中型卡车和几位单位同事一大清早便赶到了我的旧居。没料到天公并不作美，一场大雨稀里哗啦下个不停。也好，雨声可以掩盖搬家的响动，我们仍然按照既定的计划行事。不曾想搬家还是惊动了邻居：“咋不吱个声，让我们也搭把手嘛！”异口同声，看似责备，却满含关切，让我们又一次感动得不行。说归说，做归做，无论是同龄人，还是老师傅，他们顶着风、冒着雨，毫不迟疑地投入到了搬家的队伍中，个个淋成了“落汤鸡”。

   那天中午，我们在朋乐园酒家备了两桌便餐和几瓶薄酒，与老邻居们开怀畅饮，谈笑风生。其情其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暖身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