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要服从国家发展战略

标签国企改革国有经济改革编者按：2013年，改革重新风云激荡，新一届领导人频频放出信号，表明“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一年，城镇化、国企改革与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的推进这些至关重要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有哪些争论？需要警惕什么？南方周末呈现各方观点，以期激浊扬清，凝聚共识。

作为一个大国，一些关键战略行业的骨干国有企业，仍然是贯彻国家战略的抓手，推动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要给它们机会和空间在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

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中，主张保留国企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第二类认为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出发，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从工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长期稳定的优化升级的需要出发，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再者，今天中国已经加入了全球经济竞争，国内市场就是全球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谈国有经济改革，必须把结构因素和国际竞争因素放进来考虑。

从1990年代以来，经过退出、破产、改制，公有制经济已经只占有21.3%。1984年到2010年，国有经济的比例从接近70%下降到26%，已经实质性减少，所以总的趋势是国退民进。

从工业企业来看，国有企业从10万家减少为2万家左右，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央文件要求国有企业集中在基础的、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和重要行业，目前大体符合这个要求。

分析结构是为了看未来发展方向，我们国家经济长期发展所需要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从较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升级。

学界有人主张，靠私有化实现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但就中国目前的工业企业状态来看，私营化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使命。

综观中国今天的产业结构和自主创新能力，在相当多领域还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大距离，领先的技术和零部件还依赖进口或合资企业。西方巨型跨国公司能在公司内就完成这种大规模技术创新，而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公司，这是现实。所以想通过私有化就实现产业升级的想法，我觉得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因为技术创新能力是综合性的能力，不仅仅是市场规模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它们起步的阶段，需要一股合力，而这个合力离开了政府的组织是很难做到的。

从最近十年的现实来看，大型国企怎么改革、改制，中央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这些企业引进民营资本一般很难，因为不仅涉及资本收益权的问题，还涉及经营控制权的问题，没有参与权和控制权，民营资本不愿参股。如果引入外资，基本上结果就是外资控制企业的技术、营销和财务等实质性部门，经营控制权旁落他人。这对国家的产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确实是个重大问题。所以中央对这类企业的改制实行了较为谨慎的态度。

从另一面看，近十年来，骨干国企不仅经营指标在变好，而且在推动本行业技术进步方面，实现进口替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今天还存在的重点国企，起到了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可持续成长的主体。这个作用有时候是不能用财务标准来衡量的。在进口替代初期，要给它们机会和空间在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作为一个大国，一些关键战略行业的骨干国有企业，仍然是贯彻国家战略的抓手。

举例来说，我国的数控机床行业在1990年代全面溃败，轮船螺旋桨、飞机部件全都要依赖进口，后来解决这个问题，经验无非两条，一条是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中国曾经有多家民营和国有的机床企业同台竞争；第二，政府在其中挑选了一些重点的企业和研究单位给予支持，结果支持了五家，成功了两家，还有三家也在崛起。到今天我们有两家著名的国有机床厂已能跻身机床行业世界前十，行业自给率基本实现全国产化。这就是中国现实的技术进步的故事。

另外要看到，1980年代的国企和今天的国企所处的环境，完全是两回事。国企内部的管理机制和产权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在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国企和其他类企业都是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竞争，当然在政策上可能有倾斜，这是可以逐步改进的。

十年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有一份报告，提到一个观点：有一类企业是市场驱动型的，比如服装和家电；还有一类企业是技术驱动型的，比如电力企业。报告指出，通览各种电力企业，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无非两条，一是技术先进性，二是管理先进性。所以我同意今后国企改革关键在于政府层面，在于政府和资产管理部门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

任何技术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当它在进行技术替代的过程中，政府都面临两难问题，如果政府完全放开竞争，国内企业不可能成长起来；但完全封闭起来发展，全部国有，它也必然丧失活力和技术能力。那么在政府支持和开放竞争中间，怎么把握这个度？国家要发展一个产业既要给予有限的保护和支持，同时又不能让它躺在国家的怀抱里睡觉，这是需要精细把握政策的度的问题。韩国和日本是后进国家在进行技术追赶方面最成功的两个案例。

当然，当一个产业已经升级为国内支柱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国际竞争力，这时候放开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时候政策不调整就会出问题，今天中国需要对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不同情况，仔细甄别，而不是大而化之。

最后我的结论就是：今天讲国有企业改革，出发点不仅仅是学理，首先还是要根据今天的现实情况，根据国情，根据今天和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我们研究体制时，不能就体制谈体制，要和今天国家的经济结构、技术进步的现实要求和难点，和国际竞争环境综合起来考虑。所以我们的国企改革要服从国家发展战略，要放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要推动重要领域的产业升级，推动国家持续发展。

（作者为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南方周末记者冯禹丁根据其在2012《财经》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辑所加，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