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企改革到改革国企

中国经济改革一直都不乏争议和讨论，但很少有话题像国企改革这样三十年来争论不断。

从改革之初的“放权让利”到近年来的“做大做强”，再到十八大提出“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企数量在减少、体量在增大、实力在上升，但非议却并没有随之减少。其中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国进”时必定伴随着“民退”，而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私营经济本该占据支配地位。

这或许意味着，国企改革当有新的方向。

有人提出，不妨借鉴三十年前“放开增量、逼改存量”的思路，在所有营利性领域，包括资源性行业，引入更多国企和民企，以竞争倒逼垄断性国企改革。然而，问题是，如果垄断性国企在资源获得、执照审批等领域的特权不废除，有多少民企能够真的进入，又怎能与之争锋？

也有人建议，国企改革应当遵从私有化原则，从放开股权开始问题。然而，如果只是放开股权和资本进入，而不破除垄断，私人垄断会比国企垄断更好吗？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他认为，国企改革应当从废除国企特权开始，包括要求国企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地租和资源税、不应再享有贷款优先权和优惠利率、取消政府补贴和废除垄断权等。在此基础上，要求国企逐步退出所有营利性领域。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以宪法为指导的、旨在承接公益性项目的“公法企业”，以取代现有的国有企业。

经济观察报：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一提法与之前的“做强做硬”以及更早的“做大做强”有什么不同？

盛洪：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强调国企应当继续发展壮大，从国有企业管理层出发考虑问题，而非从全体人民的角度，这个定位是不对的。但是相比以前的提法，十八大没有再强调扩大国企的规模，要求也弱一点。这已经是一种改进，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点改进并不够，离改革的要求还很远。

经济观察报：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经济转型。国企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盛洪：国企管理层会阻碍这一进程。国企的这个机制就只会降低效率的。因为它占有大量资源，但却没有竞争压力，效率很低，甚至还会形成垄断，因此也没有动力去进行创新。这跟努力创新去赚取利润的民营企业有本质的不同。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说法是，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允许民企进入战略性领域，会不会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

盛洪：其实战略物资是在竞争的情况下而不是垄断的情况下更安全。比如说石油，美国的石油行业就是靠民企，有很多的竞争，尽管公司的数量不多。但是这并没有造成美国国家经济的不安全。而有证据表明，我们国家几次油荒都是垄断国企有意造成的。到底是竞争性的石油行业更安全还是垄断性的石油行业更安全？当然还是竞争性的更安全。

经济观察报：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继续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盛洪：我现在说“改革国企”，而不是“国企改革”。因为这场改革更多要靠外部力量，而不是内部力量，虽然国企内部也会有支持改革的力量。

外部的动力应当来自全社会。当然，“全社会”这个词太抽象，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外在动力。最大的动力应该来源于中央政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政府不愿意改革国企，因为国企缴了很多税，但是事实上，如果政府把石油开采权交给民营企业，它们也会照样缴税的。国企并不会超越税法去缴税。

此外，对于优秀的国企管理者来说，也只有消除垄断，成为与民营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其企业家能力才能受到肯定。

除了中央政府，另外的动力则来自于民企。它们一直就受到国企挤压，在市场上面对着国企不公平竞争。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提出过“第二次国企改革”。它是否仍然是你建议的国企改革路径？

盛洪：国企第一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放权让利”。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次改革是失败的。所以我提出了第二次国企改革。

首先通过废除国企享有的特权，将它们变成平等的市场主体。比如，要求国企按照市场价格缴纳地租和资源税、取消国企优先和优惠地获得贷款的特权、停止政府补贴、百分之百缴纳利润、废除垄断权等。其次，它要求国企逐渐从所有营利性领域，而不仅仅是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国企就不应该进入。

经济观察报：废除国企特权必然招致利益集团的反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盛洪：这是策略问题，要利用来自别的利益集团的压力：让更多的企业，包括民企和国企，进入国企垄断的领域。企业越多，垄断越小，利益集团就越分散，取消垄断权就会慢慢顺理成章。问题是，现在很多领域，比如说石油和电信，都是不允许别的竞争者进入的。

此外，政治上的压力也很重要。消费者和民营企业的压力可以成为破除现有利益集团的力量；人大对垄断企业施压也显然比行政部门出面去谈的效果好。

经济观察报：除了引入竞争，还有一种改革的思路是私有化。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盛洪：我并不反对私有化，国有股份的退出也并不是企业就没有了。但问题是，如果只是谈私有化和股权改革，而不首先消除垄断，私人垄断恐怕会比国企垄断更可怕。

我认为，企业内部的改革不如企业外部的竞争有效。中国改革的经验就是从增量改革开始。

经济观察报：现在是不是一个让老百姓分享国企发展成果的正确时机？如果是，可能的渠道会有哪些？

盛洪：这个恐怕不需要谈论时机的问题。国企的股东本来就是全体人民，国企管理层应当把所有的利润交给全国人民，而不是人民去向他们乞讨。

要实现人民对于国企利润的真正分享，就要把股权，而不只是利润，放入社保基金。现在的情况是国企的资金，包括利润，都是由“内部人”控制，而老百姓作为股东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求着国企管理层放一点利润到社保基金里。但是，即使将股权转移到社保基金也只是暂时的。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应该要求国企退出。

正确认识国企

改革发展的长期性

目前，人们对国企改革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加上“三年脱困”，国企改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了;还有一部分同志对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看得过重，对搞好国企缺乏信心，有的甚至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持上述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既要肯定近些年国企改革发展的成绩，又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指导思想，要认识到国企改革发展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重，国企改革与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第一，国有企业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国企改革发展的长期性。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依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者，是涉及国家战略性生产的骨干部分，是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主要体现力量。国企的这些重要战略地位决定了国企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处的中心环节，决定了国企改革在整个体制改革中的长期性、战略性，决定了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地位。

第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决定了国企改革发展的长期性。中央决定对国企进行战略性改组，通过改制、改组、改造、资产重组等措施，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加强重点，有进有退。国企的战略性改组，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难度都比较大。这种战略性改组，也决定了国企改革发展的长期性。

第三，国有企业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国企改革发展的长期性。我国国企发展的战略目标，应是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家企业集团体系。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大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开发能力。没有一批国有的大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行列，中国的企业竞争力、经济竞争力就将大大降低。1999年世界500强中，美国占有179家，日本占107家，中国内地只有9家。中国国企的发展任重而道远。特别是我国即将加入WTO，我国国企必须具有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同世界企业展开竞争。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决非易事，国企的改革发展必须树立长期的战略指导思想。

第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决定了国企改革发展的长期性。由于我国已到了以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调整就不能继续前进。这种调整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对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不是局部的调整，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在内的全面调整。战略性的经济结构调整要贯穿于今后相当一个发展时期，要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在此调整中，国企的改革发展将同步进行，并承担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

第五，国有企业的政治意义也决定了国企改革发展的长期性。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全民所有制经济占居主导地位。搞好搞不好国有企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推进国企的改革发展，确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好搞活国企，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从政治因素的高度加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