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年头，凡是和日本沾边的问题，往往就很难得到正常的讨论。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两位研究人员单体锋、逄少军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和日本北海道大学的副教授四仓典滋合作的一篇有关海带起源的论文[01]，竟然因为2017年3月的一条微博突然就引发了网络舆论关注。

　　这条微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中国之声”官微所发，在介绍了那项研究表明中国近海的海带居群来自日本北海道之后，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今后要不要抵制海带？”这句话马上引发了很多批评甚至谩骂，事情闹大之后，官微编辑只好把微博一删了之。

　　好端端的一项科学研究，非要给它加上一个泛政治化的噱头再送入公众视野，对于这个泛政治化的始作俑者确实怎么批评都不过分。下面我们就尽量抛开一切和政治有关的东西，纯粹谈一谈海带起源的问题。

海带：不是植物的“作物”

　　海带（学名Saccharinajaponica）在生物学上属于褐藻类。20世纪以前，生物学界通常把所有生物只分成动物和植物两界，海带理所当然属于植物界。尽管在1969年，美国生物学者魏泰克（R.H.Whittaker）提出了影响力很大的“五界系统”，把生物重新分成了原核生物、原生生物、菌物、动物和植物5个界，但他仍然把褐藻类归入植物界。直到分子方法广泛用于分类学研究之后，褐藻才被彻底“赶”出植物界，而成为绝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的“SAR生物”中的一员。

　　在褐藻类中，海带是海带目（Laminariales）将近100种大型藻类中的一员，其中大多数种类生长在南北两半球从极地到温带的寒冷海水中，也有少数种类分布在较暖的海域。在有海带目分布的海域周边，沿海居民很早就开始采食其中的可食种类，比如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食用的有裙带菜（Undariapinnatifida）和昆布（鹅掌菜，Eckloniakurome），欧洲的冰岛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会食用北大西洋出产的翅藻（Alariaesculenta），智利人则把南太平洋生长的公牛藻（Durvillaeaantarctica）用在沙拉和炖菜中。

　　然而，最喜欢吃海带目这些大型海藻的恐怕还是日本人。除了中国人也吃的裙带菜（日文汉字名“若布”）和昆布（“黑布”）外，他们还吃阔叶裙带菜（“广布”）、腔昆布（Eckloniacava，“捣布”）、羽叶藻（Eiseniabicyclis，“荒布”）和海带属（Saccharina，日文汉字名“昆布”，但和中文里的昆布不同）的多个种。不光是海带目，日本人还吃海产的各种其他褐藻、红藻和绿藻，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靠海吃海”。

　　野生生物资源是有限的，要想获得丰富而能稳定供应的食材，就需要人工养殖。最喜欢大吃特吃海藻的日本人，也是最早养殖海藻的族群。在17世纪，他们就开始养殖属于红藻类的紫菜（海苔）和石花菜[02]。可能从18世纪开始，海带也得到养殖。今天日本本州岛最北边的青森县海边有个地方叫今别町，那里有一座寺庙叫本觉寺。当地传说，18世纪初本觉寺的住持贞传上人有感于渔民出海打渔的生活实在辛苦，经常替他们祈祷念诵经文，一边念一边把写着经文的石头扔到海里去，后来就在这些石头上长出了海带，因此贞传上人就是投石法海带养殖的创始人。这个传说不一定为真，但至少到19世纪，日本的海带养殖肯定已经小有规模了。

　　因此，尽管海带如今已经不能被视为植物，但称它为“作物”还是毫无问题的。

中国海带来自日本是从未有人否认过的事实

　　海带是典型的冷水性褐藻，水温超过20°C便无法生长。在分子时代之前，它的天然分布海域已经基本确定主要是日本本州岛北部、北海道岛周边和俄罗斯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在俄罗斯远东沿岸到朝鲜半岛东海岸北部也有少量分布。中国海域本来并没有海带。

　　当然，中国古籍中确实有海带的记载。南朝梁陶弘景所注《名医别录》和晚唐李珣所著《海药本草》都记载有“昆布”，前书说它“今惟出高丽”，后书说它“出新罗”。高丽和新罗都是朝鲜半岛的古国，根据这一产地，再结合二书对昆布形态和用途的描述，可以肯定其中的昆布指的是海带。

　　然而，中国古籍中的“昆布”并非都是海带。现知最早记载“昆布”一名的著作是三国魏吴普的《吴普本草》，里面说昆布是“纶布”的别名。据李时珍考证，“纶布”就是《尔雅》中的“纶”，是中国东部海域中原产的海藻。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附图等证据，中国海藻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曾呈奎认为这种“东海有之”的“昆布”应该是鹅掌菜。在他的主张之下，藻类学界现在就以昆布作为鹅掌菜的正式中文名[03]。

　　从宋代开始，本草书中又有了“海带”一名，也说产自东部海域。同样是曾呈奎考证，这些所谓“海带”实际上是大叶藻（Zostermarina）或虾海藻属（Phyllospadix）之类的海生被子植物（山东一带民间仍然管它们叫“海带草”），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海带[04]。

　　一直要到20世纪20年代，海带才第一次被引入到中国北方沿岸。据曾呈奎的调查，最早的海带是从北海道和本州岛北部无意被带到大连附近海域的，并在海底自然繁殖成功。1930年，一位叫大槻洋四郎的学者在考察了这些在大连逸生的海带之后，认为这里可以发展海带养殖业，于是又特地从北海道的函馆引入新的海带种系，开始正式养殖。大槻洋四郎对海带养殖做了革新，改传统的投石法养殖为筏式养殖（让海带固着于浮在海面上的浮筏上，而不是固着于海底岩石上），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产量[05]。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竟然很快反超日本，一跃而成海带养殖第一大国。也是从这时起，这种新来的食用海藻就独占了“海带”一名。

　　日本战败之后，大槻洋四郎继续在山东烟台和青岛工作，1949年之后还曾任山东大学水产系教师，直到1953年才回国。正是在他的教导之下，包括曾呈奎在内的中国水产科学家才掌握了海带筏式养殖技术，并不断改进，最终让中国的鲜海带年产量在今天超过了200万吨，成为家喻户晓的普通蔬菜。

　　总之，海带在中国是一种引入不到百年的海产品，这段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有清晰的历史记录。尽管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槻洋四郎对中国海带养殖的卓越贡献往往被故意淡化甚至无视，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海带起源于日本还是一个从未有人否认过的事实。

一项造福吃货的研究，竟被宣传成这样

　　因为特别的地理位置，日本近百年来一直是海洋科学大国和海产养殖大国。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味精的发明也和海带有关。1907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的教授池田菊苗找到了海带汤中鲜味的来源——是一种叫谷氨酸一钠的化学物质。第二年，他为自己的发现申请了专利，给这种物质另起了通俗的名字叫“味精”（上市后使用的商品名则是“味之素”），这种号称“日本十大发明”之一的调味品就此诞生。然而，尽管味精是日本人原创，但受它影响最大的烹饪却是中餐。如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很多平价中餐离了味精几乎就做不出味道，以致西方曾经发明过一个词叫“中餐馆综合征”，描述一种食用中餐之后出现的身体不适反应，据说就是味精引发的问题（当然，后续研究表明这种“中餐馆综合征”并不存在，味精其实是一种很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因为日本的海藻学研究很发达，又是海带的原产国之一，中国学者在研究海带时经常会和日本学者合作，这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2015年的时候，同样是中科院海洋所的研究人员段德麟和姚建亭等人就和北海道大学的长里千香子、本村泰三（以及一位俄罗斯学者）合作，利用分子证据，发现野生海带在遗传上存在两大“家系”。有趣的是，其中一个家系主要分布在北海道周边，另一个家系则分布于萨哈林岛南部；二者之间仅隔一道宗谷海峡，就能产生这样明显的分化，可见洋流对于海藻的繁殖和“传宗接代”具有重要影响[06]。

　　而这次引发关注的论文，同样使用了分子手段，希望可以为“中国海带来自日本”这个定论再增添分子方面的详细证据。结果表明，就研究所采的样品而言，中国近海的野生和养殖海带的亲缘关系的确更接近于北海道西部的野生海带；然而，中国这些海带居群的亲缘关系很近，遗传十分单一，已经和日本的野生居群形成了明显分化。海带遗传的单一化，不仅会造成品质退化，而且在全球气候变化、海温也随之变化的威胁下，会让海带养殖业面临极大风险。因此，有必要从日本再引入新的海带品系，利用野生海带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改良中国海带，让这种价廉物美的海产品能始终为我们的饭桌增添独特的色、香与味。

　　一言以蔽之，这本来不过是中日两国海藻研究者为了满足吃货们的胃口而从事的一项再正常不过的研究。正常的宣传思路，应该是把人们的讨论引向美食的方向，对这些默默为吃货造福的科学家表示感谢。任何主动往两国政治问题上面引的人，都是居心不良。

　　借用一句网语来说，就是“先撩者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