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遗失的记忆

前几日，由于工作的原因，去了一趟首都。我四五岁的时候曾在这里待过两年，也算是记忆开始的地方。感觉有些事，当你挖空心思去回忆，还想不出什么，只有当身临其境之时，有些事就显得豁然开朗了。

现在从重庆到北京，动车只需要12个小时，但二十年前得需要三天两夜，每次搭乘绿皮火车，带的吃的比冬天的行李还多。刚到西站，打开地图导航，地名跳出来之后才发现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朝阳，有个朝阳公园;陶然亭，公园里面可以坐鸭子船；颐和园，皇帝休息的地方；西单，买运动鞋的那个地方……但当时住的哪个街道，哪个村，就完全不记得了。

出差中有几个小时闲暇时间，就绕道到天安门看了看。刚出地铁，一眼就能分辨出，这边是天安门，那边是广场，广场上是人民解放军纪念碑，旁边是人民大会堂，那边是国家大剧院。天安门没有记忆中的那么宏伟，但依然庄重而严肃，貌似在中轴线上正对拍照的勇气都没有。记忆最深刻的当数广场上的那面国旗了，虽然只在北京待过两年，但每年八一建军节父亲都会带上我们去看升国旗，由于日子特殊，广场上凌晨4点就已经挤满了人。很怕和父亲走丢，父亲也怕我们走丢。当国歌响起的时候，大家都往靠近国旗的地方拥过去。人太多，什么都看不见，父亲就把我举起来，放在肩膀上，说，“快看，你快看呀，看那边升国旗”。当时的我很困，周围又是黑乎乎的一片，能看见的只是一个个比我高的脑袋。我现在都怀疑我当时看的方向是不是都不对，不记得国旗，只记得脑袋，那一跳一跳的脑袋。北京凌晨的风刮脸，在父亲肩膀上时就是完全把我暴露在寒风中，用手肘擦一擦竖着的鼻涕，成功把它横在了脸上，我此时想的就是父亲快点把我放下去，上面太冷了，什么都没看到。终于父亲把我放下来，又把弟弟扛在肩上，让弟弟上去吹会风。父亲人不高，他也看不到，看到的是别人的后背，就转过头来对我说，“你敬礼呀，你以后是学生，听到国歌你得敬礼呀，把手伸出来举过头顶。”我把手从兜里抽出来，伸过头顶，学着电视里面看到的动作，举过头顶，站在人群中。后来才知道，敬少先队礼手是展开的，可当时我手是握的拳头，握拳头是宣誓，原来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国旗下宣过誓了。人散去后，父亲说，“看，国旗升的真高”。哦，原来刚才是要看这里。

寒风中路边摊小吃在三轮车上移动办公，几个顾客围着小灶。刷层油，放张冷面，加根香肠，再刷层油，加葱花生菜，裹起冷面切成段，烤冷面这就做成了。突然我忆起儿时的煎饼果子，一勺面羹，倒在小灶中心，竹蜻蜓一样的竹板一捋，均匀铺开，“要鸡蛋吗？”，“要”，“加烤肠吗？”，“加”，“加鸡柳吗？”,“加”，“要葱花吗？”，“要”，“要芹菜吗”，“要”，“傻小子你吃得完吗？”，“能”。老板在灶上画个圈，刷上肉酱，麻利地用纸把饼裹起来，递给我。“傻小子你这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胡同里总有老头来吆喝冰糖葫芦，那时的冰糖葫芦和现在的不一样，表面没有保鲜膜，葫芦就插在草桩上，寒冬的冰凝固在冰糖葫芦上，晶莹剔透。母亲爱给我买冰糖葫芦，她说山楂开胃，叫我多吃点。我总是把冰糖葫芦拿来舔着吃，先吃冰，再吃糖，山楂就扔掉了，那酸的掉牙的山楂鬼才吃，我不吃。

我喜欢北京人儿说话儿，特有意思。说话老是带儿化音，好听，顺口，和蔼还幽默，所以现在我还觉得我那椒盐味的普通还夹杂着帝都的味道。福建人说话听不清楚，广东人说话像吵架，上海人说话趾高气扬，这样看来把北京话定位普通话还是挺好的。

老北京，老北京，人们老是叫他老北京，我也觉得他够老，老得很有味道。当我们在追求颠覆创新的同时，会发现原来一成不变也是如此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