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离开军营整整50周年。在我步入古稀的人生道路上,随着时光流逝,忘却了过去的许多人和事,却难以忘怀我对军营的深切怀念,尤其是军中人党! 1961年秋季,刚满18岁的我在学校入伍了。当穿上崭新的草绿色军装时,我兴奋得一夜没合眼。从重庆出发,乘汽车、火车,10天左右到达云南昆明部队。根据部队需要,有的留在昆明,有的分到文山,有的分到草坝等不同的区县。我和20多个学生兵分配到蒙自师部,听带队干部说准备学译电。我可能是档案里记载着中专文化的缘故吧。不久,根据首长指示,新学员要全部下连队锻炼。这样,我就来到与越南边境相邻的云南金坪县。这里驻扎着一个团,我就在这个团里当上一名侦察兵。自从踏进军营大门的第一天起,我就树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把自己融入到“大熔炉”里接受千锤百炼,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党的组织。 侦察排是一个新成立的团直属排。侦察兵的军事技术有别于步兵连队,训练也特别辛苦。当时国际形势异常紧张,部队为贯彻落实总参“练就过硬军事技术本领”的指示,风雨无阻地强化训练。射击、刺杀、投弹、拉练、擒拿格斗,翻越障碍……衣服磨破了,鲜血渗透而出,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仍顽强坚守在训练场上。正是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铁的纪律和严格的训练,才造就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当侦察兵的,不仅要掌握上述各项军事技术,还要学会适应森山老林独立完成任务的本领,学会看地图、使用指北针,全副武装泅渡等。就擒拿格斗这项训练,我们常会被匕首扎破手臂,有时鲜血淋漓。这一切苦和累,我都能克服,因为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激励着我。只是我身体比较单薄,体力不支,虽有长足进步,但跟不上训练大纲要求,部队首长决定将我调入后勤机关,发挥我的所谓文化特长。 在团后勤处当了两年弹药仓库警卫。1964年,组织又将我调到后勤处所属的运输队任班长。在边区这个地方,运输工具主要是以马为主。我这个从没有和马打个交道的班长,虚心地向战友们学习,逐渐掌握了一些养马的知识,并热爱上了这项工作。在队里,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兼职队里文化教员。给战友们读报,教战友识字、唱歌,给青年团员上团课(任团支书),还定期出黑板报等。 说起黑板报,当时在队里还引起了轰动效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部队文化生活,特别是边疆地区更加枯燥。周末放一次电影,仅《南征北战》就连续放了一个多月,看得都不想看了。于是我主动办起了黑板报。从宣传中央军委和部队首长指示精神、以雷锋为榜样的好人好事等内容开始,逐渐发展到宣传人民军队革命传统与地方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如“长征之路”、“鱼水情深”、“云南十八怪”等。由于内容丰富多彩,吸引了不少官兵的眼球,丰富了连队文化生活,受到称赞。 1965年,为贯彻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后勤机关首长要求运输队在三个月内,从人烟稀少的傣族地区把粮食驮运出来。运输队接受任务后,全队人马驻扎在远离营房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这里,我们每天要爬山涉水,步行在6小时左右的崎岖山路上。运输量大,任务繁重。为完成任务,我在班内作了动员,并以身作则,带头出勤,连续作战在运输线上。人消瘦了,晒黑了,途中还时常被蚂蝗叮咬,但精神饱满,不畏艰难,直到安全完成任务,受到首长嘉奖。其间,我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又陆续交了两份对入党认识的补充材料。通过组织的观察和考验,1966年7月10日,我入党的问题就提交到党支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当我举起了右手,面对党旗庄严地宣誓的时候,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那天支部大会上,到会党员发言踊跃。即肯定我的成绩,又对我的缺点给予了尖锐严厉地批评,让我如坐针毡,印象深刻,牢记铭心。入党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之所以还清楚地记得入党时的诺言,是因为那次支部大会对我的触动和刺激太深了。正因如此,在我入党后人生的道路上,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坚持党员标准,终生践行自己的入党诺言。 退伍后,我分配到重庆长安公司,先后在量具车间、党委宣传部、工具分厂、汽车研究所工作。36年的工厂生涯,历经了许多风风雨雨,从幼稚到逐渐成熟,从工人到干部,继而走上领导岗位,这一切无不是党和人民军队培养教育的结果。2004年我离开长安岗位,一晃又过了14年,但我的信仰不变!入党初心不变!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情感不变!今天我虽不能再扛枪打仗了,我却有一颗永远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子弟兵的赤胆忠心。我决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里,老骥伏枥,砥厉前行,为实现党的十九大各项战斗任务奉献余热! 军中入党,那种无愧于党的坦诚心情,终生伴随着我度过毕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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