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周秉昆”

追剧《人世间》，品味周秉昆，自觉不自觉地想到我的大姐。在为人、性格和对家庭的贡献、年龄等方面来说，我的大姐和周秉坤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与周家一样，我们也是姊妹仨，但有两点不同：一是在年龄间隔上，周家是姊妹仨年龄相仿，我们家相隔较大，我和大姐相差14岁，在农村差不多算得上两辈人了；二是在构成上，周家是两男一女，我们家两个大的是姐姐，最小的是我。所谓“爷娘疼满崽”，我年纪最小又是男孩，自然是万千宠爱于一身，遮风挡雨、冲锋陷阵的事，都是妈妈和姐姐扛着，我能帮忙打打酱油，那就是破天荒的事了。

其实，大姐小时候，我家也是小康之家。她作为爸妈的第一个孩子，自然过着公主般的幸福生活。可惜，后来家庭突遭变故，父亲英年早逝，留下襁褓中的我、身体残疾的二姐和体弱多病的母亲，养家糊口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尚未完全成年的大姐肩上。

我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救治病重的父亲，家里除了房子和床铺外，能卖的东西几乎全部变卖了。为了不加重家庭负担，妈妈曾下决心打掉我，只是前去引产的路上，碰巧遇到一个邻居，她郑重提醒我妈妈，我爸爸可能不久于人世，力劝妈妈为爸爸留下最后的血脉。“一语惊醒梦中人”，妈妈立即回心转意，下决心生下我。这种穷得揭不开锅的窘迫境地和艰难日子，我只是从妈妈零零碎碎的回忆中得知，自己并没有痛切的感受，也无清晰的记忆。待我稍微懂点事、能留下点记忆时，大姐已基本成年，我家也开始“止跌企稳”了。

就当时中国农村的情况而言，这种上无父亲支撑、下无兄弟帮衬的家庭，是比较容易受排挤甚至歧视的。但在我的印象里，我家虽然穷，位置也比较偏，却是我们生产队没有授牌的年轻人活动中心，不仅左邻右舍的年轻人常来欢聚，有时大队林场的知青也来串门，大家热热闹闹凑在一起，高高兴兴品着黄瓜、红薯片拌辣酱，天南海北、海阔天空神聊到夜深，那是我幼时不多的欢乐时光。

我家能被大家接受和认可，大姐功不可没。当时是人民公社时期，大家进行集体劳动，出工不出力是常有的事，而且同工不同酬：男劳力每天记10工分，女劳力最多只记7工分。但大姐既不会卖乖也不晓得偷懒，干活从不惜力气又干得好，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很服气，他们评价大姐：“命伢子呀，风里来，雨里去，泥里滚，男劳力都比不上！”称女孩为伢子，是老家对出色姑娘的褒奖，用当时的时髦说法叫“铁姑娘”；搁当下，那就是妥妥的“女汉子”。

生产队的活难不倒大姐，冬天参加农田水利建设大会战却让大姐忍不住流泪。根治沩水的工程，是湖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实施的大型水利工程。熟悉雷锋故事的人都知道，雷锋到鞍钢参加工作以前，曾是沩水大堤指挥部的一名通讯员。大姐虽没有和雷锋一起战斗过，却为这项工程的后期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每年冬天，公社都会组织劳动骨干前去参加水利建设会战。会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吃住在工地，除了管吃，劳动工具等基本自备。每天淘沙筑堤与泥沙搏击，大姐那补丁加补丁的雨鞋经不起这般折腾，慢慢渗水进沙，冰雪水浸泡加沙粒摩擦，没两天脚就红肿溃烂。会战回家，大姐的脚已肿得像红薯一样。妈妈小心翼翼帮大姐把鞋子脱掉，轻手轻脚将袜子剥下，蘸着淡盐水给冻烂的地方消毒，大姐痛得浑身发抖、泪流满面。而到晚上，双脚还发烧，既痛又肿还痒，彻夜难眠，我们看着急得跺脚又毫无办法，只能默默陪着流泪。但到了第二年冬天，大姐仍然响应号召，毫不犹豫再一次上堤劳动、参加会战。

如果说参加集体劳动和自留地种蔬菜是大姐的主业的话，那么采中草药、剥棉花秸秆皮等就是主动钻研出来的副业了。那时候没有别的副业门路，供销社收的中草药、棉花秸秆皮等算得上唯一公开合法的副业了。但生产队只要不下雨都得出工劳动，有时还得挑灯夜战，大姐就抢在雨天采中草药，利用晚上时光赶剥棉花秸秆皮。剥棉花秸秆皮是个技术活，先用锤子将根和秸秆敲松，让皮骨分离。敲重击碎了不行，一则影响棉皮的产量和卖相，二则剩下的秸秆不能当柴火了；敲轻了也不行，皮不好剥还影响产量。大姐力气大、火候掌握得好，敲棉花秸秆就成了她的专利。妈妈带着我和二姐帮着剥皮，一家人有说有笑齐动手，成为那个时代温馨难忘的幸福时光。

大姐的副业，在妈妈眼里，是一家人生活费的重要保障，在我眼里，却是学校勤工俭学的好来源。趁她们不注意，我悄悄拿大姐积攒的中草药和棉皮当作勤工俭学成果交到学校，学校还给我发了奖状。我美滋滋将平生的第一张奖状递给妈妈，满心欢喜等待她的夸奖，得到的是猝不及防的拷问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耳光。要知道，在生产队劳动，10工分才能兑5分钱，而我交到学校的中草药和棉皮差不多可以换2元钱。天天为一家人生计操碎了心的妈妈得知我的“骚操作”，哪有不气冲脑门的！要不是大姐见机，赶紧把我从怒不可遏的妈妈身边拽走，真不知道要被打成啥样。

大姐支撑着这个家艰难前行，不知不觉把自己耽搁了，二十四五岁还没有找婆家，成了上下邻居议论的话题，更成了妈妈难以言说的心事。不让嫁人吧，真等不起了；出嫁吧，刚刚有点起色的家庭又不知道会成啥样。好在党中央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家的农活由自己安排，姐姐出嫁了也可以回家帮忙，大姐准备成家没了后顾之忧。十分幸运的是，姐夫对我们家的实际困难非常理解、十分上心，结婚后我家大小事都由大姐和姐夫用心打理、细心操持，让妈妈十分满意，常跟人说：“人家是‘一个女婿半个崽’，我家女婿比儿子还细心、还周到！”

有了党的富民政策，加之大姐和姐夫的帮衬与支持，我家也逐步走出了贫困，欠了十多年的陈账还清了，茅草屋也换成了瓦房，妈妈盼了半辈子的堂屋也建好了。用妈妈的话说：“终于活到了不愁吃不愁穿的这一天！”尤其让妈妈喜出望外的是，1992年冬天，大姐夫和二姐夫一起在我们家门口打了一口水井，装上了电泵，妈妈愁了一辈子的用水问题迎刃而解，让她高兴得合不拢嘴，见人就夸，比中大奖还开心。

大姐结婚时，婆家的情况比我家好不了多少，但凭两人同心奋斗、勤俭持家，日子一年一个样。尤其是两个孩子都教育得好，长子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并留校工作，40岁不到就晋升为正教授，成为家乡的美谈，更是全家上下和亲戚朋友的骄傲。这几年，家乡开始发展旅游产业，大姐家的田被征收并入国家3A级景区——东鹜山景区，大姐和姐夫也由正经八百的农民一跃成为享受养老保险的人，过上了名副其实的退休生活。她家所在的山谷建成了东鹜山景区的核心景点，房前屋后栽满了桃树，春天一到，次第花开，红云满谷，香气扑鼻，观者云集，流连忘返，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大姐、姐夫成了名副其实的桃花源中人。地处桃花谷中心位置的大姐家门庭若市、宾客满门，大姐和姐夫开的土菜馆人满为患、一桌难求，两人忙得不亦乐乎。

“人生若只如初见”，人与人相处长了，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有些不尽如人意。但足以自豪的是，我们姐弟几十年，至今未有过分歧，没有一次争吵，没有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大姐对我，从来都是笑脸相待、温婉如春，甚至连一句语气严厉的话都没有说过，实在是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奇迹。这些年，自己能全心在外打拼，并不是有什么三头六臂，而在于有幸遇到了像周秉昆一样的姐姐，默默地站在我身后，风雨兼程，为我和家庭倾心担当、无私付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谁的生活都不容易，这种不求回报的付出，这种不用言语的挺身而出，这种从不张扬、永不放弃的担当，是我人生最值得感动的遇见、永不褪色的偶像、永远景仰的英雄啊！

“长姐如母”，对我来说，不只是谙熟于心的生活俚语，而是深有感慨的生活写实。母亲不在了，大姐就是我心中的灯塔，就是老家最温馨、最真实、最幸福的标志，唯愿她和姐夫身体健康、开心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