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去接“洋专家”

改革开放初期，我所在的三线建设的军工厂因远离城市、地处山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原因，和沿海的企业比起来，明显缺乏竞争优势。

“穷则思变”，我们想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让我这个保卫处工作人员，有了和“洋专家”接触的机会。

一

对三线厂，当时国家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方针。各厂要自己“找米下锅”维持生存，往昔搞坦克军舰飞机大炮的军工厂，有的转行搞自行车，有的在做缝纫机，有的在装架子车，甚至有个单位还做起骨灰盒。

我们的工厂如何才能走出困境，生存下来呢？当时我所在的工厂领导很有远见和魄力，他们突破重重阻力，排除思想干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在军工系统率先和西德、奥地利等国合作，引进这些国家高精度、硬齿面的齿轮箱、联轴节等专利技术。

1983年初春，厂里引进西德的专利技术后，两个“洋专家”要到厂里来指导生产。那时交通不便，从国外来的航班只能在成都落地，外国人是通过那里的海关入境。当时，外国专家到中国来，特别是到我们这偏僻的山沟来，还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也算是一件大事和稀奇事，所以必须派人到成都去接他们。

从西藏当兵回来后，我在厂保卫处工作。为了两个“洋专家”的安全，厂里就委派我和另外一个保卫人员，偕同从四川外语学院借来的德语翻译小周，去执行这个任务。我们虽然身上带有武器，但领导嘱咐说，在“洋专家”面前不能说我们是保卫人员，只能对他们介绍是办公室的秘书。

说实话，在西藏青海等地，各少数民族的兄弟我倒见得不少，但从来还没接触过外国人呢！那时，外国人在我们心目中，还充满神秘和稀奇。接受这个任务后，心里免不了还有点忐忑。临走时，我认真刮了胡子，擦亮皮鞋，跟师兄借了一件廉价的西装，还正儿八经系上一条领带，打扮得周吴郑王的样子，准备出发了——现在想来，个人那形象真有点宝气，就有点像小品中演喜剧的赵本山。

宝气就宝气吧，领导交办的这个任务，光荣而艰巨，还得硬着头皮去完成呀！

那时，成渝公路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从江津跑成都要整整1天，两头见黑。而且当时厂里只有1辆北京吉普车，总不能让人家“洋专家”坐大卡车过来吧，所以只能让他们从成都坐火车过来。4月27日晚，我们一行3人从江津火车站上车，经过整整一夜颠簸，第二天天亮才到成都。到了机场一看，从法兰克福飞来的航班，要下午5点钟才落地。这样一来，当天就不能返回重庆，只能在成都住上一晚了。于是我们只好提前安排当晚的住处。

二

成都当时档次最高的宾馆是锦江宾馆。我们拿着介绍信登记住宿时，房间的住宿费吓了我们一跳！虽然花的是公费，回去可以报销，但不免也有点心痛起来：专家住的单间，每晚要50元；我们住的标间，每晚要30元——天哪，当时我每月的工资，也才38.5元哪！

拿了钥匙，我们开门进了宾馆房间。房间的陈设布置，让我们大开了眼界！房间布置得不但豪华，而且很是雅致，除了壁画、电视、电话、柜橱、穿衣镜之类，还有一对沙发；两张宽大豪华的床上，竟然铺的是席梦思！使劲往席梦思床上一坐，还能把人弹了起来！那时社会上正热传一篇小说，叫《陈焕生进城》，当时的我们，真真成了初次进城的农民陈焕生！直到第二天离开宾馆时，我还在席梦思上狠狠滚了几下，不然觉得这昂贵的住宿费花得就太不值了！

下午，我们在机场接到了两个从西德来的专家。这两个专家西装革履、黄头发、蓝眼睛、鼻梁高翘、个头高大。一个叫杰克，一个叫莫尔逊。和他们见面后，我一本正经，装出一副见过世面、落落大方的样子，和他们握手致意。当时到我们国家来的外国人稀少，在机场大厅里，这两个洋人简直鹤立鸡群，竟引来不少旅客驻足，回头新奇地打量着他们。

这两个“洋专家”，倒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专家做派，他们很客气地和我们握手问好。我通过翻译告诉他们行程安排后，他们连声“呀呀呀”，翻译告诉我们，他们说的是“好好好”。

我们坐出租车到了宾馆后，翻译问我晚餐怎么安排，是吃西餐还是中餐？我略一思索，说就吃中餐吧，而且让他们吃川菜。我想，人家在国内天天吃的都是西餐，恐怕早就吃腻了，让他们换个口味吧。

果然，当服务员将一盘盘川菜端上来，这两位“洋专家”随即就瞪大了诧异、惊喜的眼睛。少顷，他们笨拙地拿起筷子夹起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们边吃边张着嘴不停地哈着气，被桌上的川菜麻辣得嘴皮通红、满头是汗。但即便这样，两人还是不停地将菜往嘴里送。饭吃完后，一个专家通过翻译告诉我们：他跑遍了世界50多个国家，今天在中国吃到的这种菜是最奇妙、最可口、最鲜美的，留下难忘的印象！

三

当晚入住宾馆，一夜无话。

第二天我们一起上了火车，送他们进了软卧车厢后，我找到车上的列车长，拿出工作证，给他说明了情况，请他们注意一下外国客人的安全，并请他们在餐车上给我们准备一下午餐。那时，在国人眼中，外国专家是比较珍贵的客人。列车长对我们的请求很重视，热情地送水送茶备午餐，一一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下午，火车到达重庆，厂里向地方上借了一辆品牌稍好的小车，连同我们厂的吉普车，将我们平安接回了厂里。当小车驶向江津时，无论路过城区乡村，还是田野山沟，两位“洋专家”一路目不转睛地盯住车窗外，露出欣喜而惊异的神色，还不时窃窃私语。翻译小周告诉我，他们在说中国真是个神秘的国度，这重庆在二次世界大战时还是知名城市，长江和嘉陵江从这里流过，但现在看来这地方还很穷，老百姓的房子很旧，穿的衣服颜色也很单调。他们在商议，工作完成后还要四处转转看看。

小车颠簸着来到江津临峰山下时，厂里的大喇叭正播放着下班号声，工人们三五成群从厂里出来，他们见两个“洋专家”下了车，这些工人也纷纷停下脚来，惊异地围观着他们，像外国人初次见到中国珍贵的大熊猫一样——也难怪，这是我们这山沟里，破天荒地来的第一批外国人哪！

如此，我们把两位“洋专家”送进招待所，交给来迎接他们的厂领导，任务就算圆满地完成了。“洋专家”与我们分别时，硬要送我们一人一张钞票，面额是5马克，并通过翻译告诉我们：这不是小费，而是他们没什么东西感谢我们，留下张西德的纸币作纪念。厂领导说：“既然是这样，盛情难却，那你们就收下吧。”

后来，这两位专家在厂里住了差不多1个月，帮助厂里攻克了引进专利的技术难题。此后，按照引进的专利技术，厂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来，进而产生了良好的市场效益，也使厂里度过了“军转民”艰难时期，逐渐兴旺发达起来，还多年获得重庆工业企业50强的殊荣。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工厂早已今非昔比，该厂已接待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英国、奥地利、新加坡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客商来此考察参观、洽谈贸易。现在他们对外国人也好，对“洋专家”也罢，就不再感到神秘稀奇，早就习以为常了。到最后，有的外国技术人员在闲暇之余，和厂里的工人们嘻嘻哈哈、勾肩搭背、下棋打牌，同在路边地摊上里喝小酒、学划拳，还成为朋友了哩！

真是世事沧桑、陵谷迁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