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化融合”需要系统创新

调查显示，在新工业革命来临之际，我国78.1%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已经主动开始谋求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这不仅需要应用信息化加工生产，对于生产中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一种创新挑战。《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白皮书指出，当前中国的制造企业，或通过配套加工、外包等方式，或凭借价廉、优质的产品，通过跨国零售企业的全球采购体系进入全球产业链。而“中国智造”的核心，就是在中国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却拥有广阔市场的情况下，通过与国际接轨整合产业链的方式，活跃和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商业体系链条中的角色。

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有172类制造业产品产量居于世界首位，占据了多个制造产品领域的隐形冠军。例如，集装箱产量占据全球的80%、电池80%、玩具70%、自行车60%、电话机50%、鞋50%、个人电脑40%……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中国制造仍缺乏核心话语权。以风靡全球的芭比娃娃为例，在我国生产价值仅1美元的芭比娃娃，在美国的售价高达9.99美元。事实证明，中国企业只有向产业链两端转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但如果缺乏成熟的管理、体制创新模式支撑，想要进入到科技研发与市场营销环节，建立起自身品牌优势，成功转型升级谈何容易？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其实是一个系统性课题，需要对创新理念、管理模式、体制机制作相应的深入思考、调整。

在国家的创新体制层面上，邬贺铨认为，首先应该进一步优化教育体制。尤其是我国大学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要从应试教育转为素质教育，拓宽专业领域，进行学科交叉，开阔学生思维，真正激发学生的探索创新积极性，培养出大批时代亟须的复合型人才。在科研管理方面，可以集中经费进行重点项目研究，形成科研合力，减少因为项目同质化而造成的资金浪费。此外，对重点项目应有意识地进行国家布局，例如，材料基因组、合成生物等领域，美国都已将其列入了自己的国家计划。

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工研院的制度是：所有科研费用只有一半来自政府，另外一半来自企业。“这就意味着，科研院所从企业拿到的钱更多，政府所提供的资金也会有所提升。那怎样从企业得到资金?除了转让成果，还可以提供技术与人才。政府追求的不是成果转让的所得，而是成果转化成产品后，企业利润的税费还给政府的大循环。这时，企业不仅可以生产产品，而且获得了技术，知道怎样改进产品。”邬贺铨解释说，这可以为我们的产学研良性互动提供借鉴。

产学研要想有效结合，研究所从中起到的桥梁作用也很重要。邬贺铨认为，现在除一部分大学专注研究外，多数大学应面向企业，真正做到产学联动，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而对于教授职称的考核也要有所转变，应该更关注其创新和发明专利对现实产业的贡献，加强科研人员将专利发明转移到实际应用上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