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中国下一步改革有三大主要任务

目前，我国已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到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改革发展的目标也要随之变化，下一步改革至少有三大任务：以市场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和谐建设和以有效的公共治理促进政治文明。

    适应改革环境的新变化，在改革的优先顺序安排上，短期内主要是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中期内改革主要是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长期内改革主要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和实行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国务院享受“政府补贴专家”。致力于经济改革问题与经济政策研究，研究的重点是转轨经济理论与政策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大都与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性特征相联系。传统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新的发展方式尚未实质性破题。在这个特定时期，实现改革开放的新突破，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为此，我们在系统总结30年改革经验的同时，需要依据变化的现实，研究新阶段改革开放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改革的目标选择

    1、我国已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根据30年来我国宏观结构发生的变化可以判断，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其中，生存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而发展型社会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阶段，其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

    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社会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五个方面指标，我们可以判断我国在本世纪初开始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这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

    2、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变化有三大突出特点。

    （1）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市场化改革同步。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升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是一致的。作为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国，我国社会阶段的提升来源于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巨大经济活力。

    （2）社会发展阶段变化与国际化进程相适应。30年来，我国已经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转变为全面开放的经济体。作为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大国，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必然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3）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伴随社会转型。我国既是经济转轨的大国，也是社会转型的大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给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诸多复杂情况。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社会转型全面加快。其突出特点是：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利益主体分化和利益冲突增多；简单的社会结构演变为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

    3、新阶段改革目标的选择。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改革发展的目标也应作出新的选择。

    （1）改革要更加关注人的发展。进入发展型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为此，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对改革发展提出的基本需求是：关注人的自身发展、人的公平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2）改革要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把重点从扩大投资转移到创造社会需求上来，并由此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看，如果不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找到宏观经济稳定的体制机制是很困难的。

    （3）改革要促进社会进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全面增强。

    当前，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利益协调与利益结构调整；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三根柱子：政府、市场、社会。为此，要推动公民社会发展，让公民和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应当在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公民社会有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是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许多问题，需要结合这个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新阶段改革有三大主要任务

    改革30年的实践证明，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还是改革主要任务的确定都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都取决于一定发展阶段社会矛盾的变化。

    1、新阶段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我国进入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社会矛盾变化呈现出哪些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呢？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我国已难以承载30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代价过大的资源环境；二是全面增强的资源环境（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约束，已成为影响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2）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并且越来越突出。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全社会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公共需求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进入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状况将直接影响和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首先，它会影响可持续发展。尽管这些年我们一再讲扩大内需，启动农村这个大市场，但尚未达到预期目标。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老百姓对社会保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有学者分析，如果我国社会保障能基本到位，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5个百分点。

    其次，它能化解社会矛盾。现有的很多社会矛盾都同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相联系的，无论是一些利益冲突事件还是某些群体性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直接相关。这个矛盾在不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并且成为某些区域性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

    再次，它还能缓解收入差距：第一，基本公共需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成为新阶段贫富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在影响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5%左右。

    （3）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社会参与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与此相联系的制度建设，同社会发展趋势不相适应。此外，政府自身建设也存在某些突出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某些体制性机制性腐败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比较突出。

    2、新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从新阶段社会矛盾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下一步的改革至少有三大任务。

    （1）以市场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从新阶段矛盾变化的现实看，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而且需要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实质性突破。

    一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制度安排。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制度建设至关重要。从现有的资源价格上来讲，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二是不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环境保护的突出体制缺陷是，环境的外部成本难以内部化。

    二是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并重。从近几年的宏观调控看，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为政府主导的特点。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首先要通过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加强，为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

    （2）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和谐建设。进入新阶段，无论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还是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

    一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从全国总体情况看，主要矛盾不是财力问题，而是财政支出结构问题，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很难实现。

    二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程度。例如兰州和上海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方面可以有差异，但是在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方面应当实现供给水平的大体一致。

    三是实现制度安排的公平、统一。城市和农村长期实行二元的公共服务制度，这是严重不合理的。进入新阶段，城乡统筹发展重在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安排问题。

    （3）以有效的公共治理促进政治文明。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加快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应当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是行政体制的合理安排。从总体上分析，现行的行政体制上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包括：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力的制度安排矛盾问题太多；行政体制范围内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尚未破题；长期权力结构和短期权力结构的关系没有解决好。相对来说，政府的工作目标大部分是短期的，而人大这样的立法机构应该考虑更长期的目标。就是说，长期的权力结构和短期的权力结构要取得平衡。

    二是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比如说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比如说在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会协商制度的安排问题；再比如说社会监督体制的建立问题等等。

    三是政府转型的进程。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最关键的是推进政府转型，政府转型问题解决不好，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就很难建立起来。为此，要加快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