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了，而李安定先生的《车记——亲历·轿车中国30年》对我来说则是一个例外。尽管书中不少篇章曾在全书出版前就已读过，但完整阅读时的感受依然强烈，特别是那些30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偶然”。
这些极富戏剧性的偶然虽并不能改变中国汽车产业改革开放的大势，但在具体事件上却至关重要，读起来也引人入胜。例如，如果大众前董事长哈恩没有在休假时看到一份传真，如果不是克莱斯勒卖给一汽的那款发动机恰巧具有奥迪的血统，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一汽大众；如果仰融拿下罗浮，且不翻船，中国汽车工业或许是另一番格局。
然而，在我看来，在李安定写过的这些偶然之外，还有一个偶然应该写入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史，这个偶然就是本书作者李安定本人。
如果他不是在一开始就当了新华社记者，而且从1980年起就被分工采访机械、纺织、军工，或许他就不会有如此深的汽车渊源；如果30年前汽车产业不是百分百的政府主导，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机会深入接触政府决策高层和企业高管，从而站在了观察和书写中国汽车30年发展史最为有利的制高点；如果他是一个以记录和转述为主的记者，也就不会写出那些立足独立思考，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如果他仅仅是个“汽车记者”，而缺乏宏观经济学素质和广泛涉猎，就无法“跳出汽车看汽车”，更遑论从全球化角度看汽车，也就无法与中方决策层和跨国公司高管进行有效沟通；如果他不是那样古道热肠、与人为善，有时甚至是“心太软”，也不会和如此广泛的业界人士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必要的信息；如果他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政府官员、企业高管或业内研究人员，这本书就很有可能变味了……这么多的如果，如果有一个成立，就不会有《车记》这样的一本书。
与李安定认识15年，作为朋友，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一是他作为记者的那种“传统的”敬业精神。他曾对我说，咱们是占有十二分的材料，只敢写出八分，还怕出错；有的人只有三分的东西，却敢写出十二分，胆子真大。他给《国际商报》写的稿件常常是已经发给我了，却还要多次修改，有时版面已签字，也要修改，编辑对此曾有抱怨。他虽然是急性子，但对知识充满谦卑，时不时要和我讨论一些汽车技术细节问题，或查证某个信息，而且很较真，有时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按他的说法，张口就来，指点江山，写东西留下硬伤，丢不起人。
二是他对情感与理性的把握。没人比他更渴望中方通过与外方合资换到技术，同时也最反对强迫外方转让技术；没人比他更起劲地为自主品牌大声疾呼，同时也是合资模式的坚定支持者；没人像他那样在自主品牌草创时期，为其生存奔走呼吁，同时也坚定反对一切“保护”的壁垒，鼓吹全球化的充分竞争；没人比他对新能源汽车的兴趣更大，同时也是电动车“大跃进”的极少数坚决反对者。前者是感情，后者是理性，作为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而且是文人，他居然没有陷入托克维尔所说的“文人政治思维”——用简单的情感、道德的逻辑，来替代复杂的政治、经济逻辑。这在当今的汽车记者中尤为难能可贵，也使《车记》这本书具有了不同一般的价值。
转轨时期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与李安定个人特质的化学反应，成就了《车记》这本书，而李安定这样的汽车记者以往只有一个，是一个偶然，而以后则不会有了。
